第三天晚上,妻子推门进来,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把一杯热茶放在他手边。
“我想回去。”钱教授说。
妻子点点头“我知道。”
“可是回去能做什么?那边什么都没有,连一台像样的加器都没有。”
“总会有办法的。”
妻子的话让钱教授抬起头。他看着她,忽然意识到这个女人比自己想象的要坚强得多。
他们相识在战时的重庆,那时她还在读大学,每天要躲警报,要跑防空洞,可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
“我会和你一起回去。”妻子又说。
一九四五零年春天,钱教授一家登上了回国的轮船。
船上还有十几个和他们一样的归国学者,都是放弃了国外优越的条件,义无反顾地踏上归途。
他们在大海上漂了二十多天,每天站在甲板上眺望东方,仿佛能看见那片陌生的故土。
轮船抵达香港时,码头上已经有人在等候。那是一群穿着中山装的国府工作人员,热情地接过他们的行李,安排他们住进酒店,然后——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接下来一个多月,钱教授见识了什么叫真正的“扯皮”。
“长城工程”,这是国府为核武器研究起的代号。
听起来很雄伟,实际上除了这个名字之外,什么都没有。
钱教授被安排在一间逼仄的办公室里,每天面对的是无穷无尽的会议、报告、申请、批复。
第一次会议,讨论选址。
有人说要放在四川,有人说要放在甘肃,有人说要放在新疆,吵了三天,没有结果。
第二次会议,讨论经费。
预算报告写了一厚本,送到上面去,半个月后批下来,一百万美元变成了两万。
第三次会议,讨论人事。谁负责?谁说了算?谁签字?谁监督?这些问题比核物理公式复杂一万倍。
钱教授开始觉得不对劲,他找到一位负责接待的官员,委婉地提出想了解一下具体的科研进展。
官员打着官腔说“钱教授,不要急嘛,这些都要慢慢来。我们先要建立一个完善的体制,体制建好了,什么都好办。”
“可是……”钱教授还想说什么。
“钱教授,”官员打断他。
“你在美国待久了,可能不太了解我们这里的情况。”
“我们这里讲究的是程序,是规矩,是一步一个脚印。你这样着急,反而容易出问题。”
钱教授哑口无言。
两个月后的一天,他偶然看到那份经费批文的原件。
上面密密麻麻签满了名字,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有批注“同意,请某某阅示”
“同意,建议再研究”“同意,但须进一步核实”……最后,原本申请的一百万美金,变成了两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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