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我家楼下,他停好车,把头盔摘下来挂在后视镜上。我站在原地,手指绞着针织开衫的下摆,不知道该说什么。
“今天……谢谢你。”我憋了半天,憋出这么一句话。
他站在摩托车旁边,双手插在裤兜里,歪着头看我。路灯的光落在他身上,把他的影子投在地上,瘦瘦长长的。
“田颖。”
“嗯?”
“我下周去省城进货。”他说,“到时候,请你吃饭。”
我说:“好啊。”
他说:“那……微信联系。”
我说:“好。”
他笑了一下,跨上摩托车,动引擎。摩托车轰鸣着转了个弯,他的背影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了街角的路灯照不到的黑暗里。
我站在原地没动,站了很久,直到楼道里的声控灯灭了,我还站在那里,傻乎乎地笑着。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开始了一场不算异地恋的异地恋。
他在县城,我在省城,中间隔着一个小时的高铁路程。周一到周五,我们各自上班,每天晚上固定时间打电话。他一般在晚上九点左右打给我,那时候他刚好关了店门回家,我也差不多加完班回到公寓。
电话接通,他总是先问一句:“今天累不累?”
然后我就开始跟他叽叽喳喳地讲今天公司里又生了什么奇葩事——谁跟谁吵架了,谁被辞退了,谁在洗手间里偷偷哭被我撞见了。他就在那头安安静静地听着,偶尔笑一声,偶尔说一句“那确实挺过分的”或者“你们领导怎么能这样”。
他也会跟我讲他店里的事。今天卖了多少货,哪个工地的老板又拖着尾款不给,他那辆老爷车又坏了送去修了。他说得都很平淡,但我听得出来,他报喜不报忧,那些烦心事只拣最轻的跟我讲。
“你那个尾款的事,后来怎么解决的?”有一次我问他。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他叹了口气:“还是不给,说工程款没下来,让我再等等。”
“那你怎么说的?”
“我能怎么说?”他苦笑了一声,“闹翻了以后就做不成生意了,只能软磨硬泡,隔三差五去他办公室坐一坐,坐到他自己不好意思了,多少会结一点。”
“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我替他抱不平。
“没办法,这个行业就是这样。”他说,“欠款的才是大爷。”
我心疼他,但又不知道怎么帮上忙。我一个月工资也就万把块,在省城交了房租吃吃饭基本就没了,想帮他也是有心无力。但我想,至少我能陪着他,听他说说这些糟心事,让他知道他不是一个人在扛。
每个周末,要么他坐高铁来省城,要么我坐高铁回县城。他来省城的时候,我带他去吃我公司附近那家很好吃的麻辣烫,去逛那个我平时舍不得进去的书店,去江边的那条步道上散步。我回县城的时候,他就骑着他那辆摩托车带我到处跑,有时候去水库钓鱼,有时候去镇上赶集,有时候就在他店里待着,我帮他整理账本,他在旁边整理货物。
他店里的货架很高,从地面一直顶到天花板,上面堆满了各种建材——涂料桶、瓷砖样品、水龙头、灯管,乱七八糟的。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被那场面震住了,问他:“你这些东西怎么找得到?”
他挠挠头,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都记得。”
我不信,随便指了货架最上层的一个箱子问:“那个是什么?”
他抬头看了一眼,想都没想就说:“Led灯带,暖白光,一米二的那种,去年九月进的货。”
我不信邪,搬了梯子爬上去看了看,箱子上贴的标签跟他说的分毫不差。我站在梯子上低头看他,他仰着脸看我,笑得有点得意。
“厉害吧?”
“厉害什么呀,你就是个行走的扫码枪。”我从梯子上跳下来,拍了拍手上的灰。
他接住我,把我稳稳当当地放到地上,笑着说:“不厉害怎么养活自己。”
他店里请了一个帮工,是个二十出头的男孩子,叫小陈,又瘦又矮,但力气很大,能一个人搬两袋水泥。小陈私下偷偷跟我说,周明远对他特别好,去年他妈妈生病住院,周明远二话不说就给他预支了三个月的工资。
“老板就是这样的人,”小陈一边擦货架一边说,“自己苦得要命,对别人大方得要命。”
我当时正在帮周明远整理账单,听到这话,抬头看了他一眼。他正在门口搬货,背对着我,弯着腰,把一袋一袋的水泥从车上卸下来扛进店里。他的白衬衫被汗水浸透了,贴在背上,显出肩胛骨的形状。他瘦了。
“他平时吃饭规律吗?”我问小陈。
小陈撇撇嘴:“哪里规律,忙起来一天就吃一顿,有时候中午那顿就是一个馒头就点咸菜对付了。我说他他也不听。”
我心里一疼,放下账单走到门口,拍了拍他的后背。
“中午吃的什么?”
他直起腰,用袖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想了想说:“吃了。”
“吃的什么?”我追问。
“就……吃了。”他眼神开始飘了。
“周明远。”
“好啦好啦,中午忙忘了。”他举手投降,“晚上一定好好吃,我保证。”
我瞪了他一眼,转身去街对面的小吃店买了两份炒面,一份递给他,一份递给小陈。他接过炒面,看看我,嘴角慢慢弯起来,弯成一个很好看的弧度。
“你笑什么?”
“笑你像个小管家婆。”他低头扒了一大口炒面,含含糊糊地说,“好吃。”
“以后不准不吃饭。”我板着脸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