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头柜……第二格……”
我打开床头柜。里面有一张存折,是厂里给他的工伤抚恤金,八万块。他一直没有交给我,就压在最底层,压得平平整整。
“给姐治病。”他说。
我攥着那张存折,说不出话。
“还有……”他呼吸急促起来,监护仪开始报警,我看不懂那些数字,只看见红线在跳,跳得越来越乱。
“还有……年年……”
他伸出手。我握住,手是凉的,怎么捂都捂不热。
“别让她……嫁太远。”
这是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监护仪拉直了。这次的声音我认识,三天前刚听过。医生护士涌进来,有人在喊“肾上腺素”,有人在推除颤仪。我被人推到墙角,靠着冰凉的墙壁,看着他们在我丈夫胸口一下一下地按压。
他的身体随着按压起伏,手臂无力地垂落,手背上还贴着那枚卡通创可贴——是年年上周来探病,非要给爸爸贴上的。粉红色的凯蒂猫,在他苍白的手背上显得格外鲜艳,格外可笑。
三十二下。我数了。
三十二下之后,医生直起身,回头看我。口罩遮住了他大半张脸,只露出一双疲惫的眼睛。
“抱歉。”
走廊里的灯还在闪。一明,一暗。一明,一暗。
我蹲下去,蹲在那个他曾经蹲过的墙角,抱着膝盖。我没哭。眼泪流不出来,都灌进心里了,灌得满满当当,堵住每一条血管。
年年。年年还在家等我。
我站起来,走出病房。走廊那么长,我怎么走都走不到尽头。拐角处的饮水机咕噜咕噜响,有人在打热水,塑料杯烫得拿不住,来回倒手。楼下的太平间门口亮着红灯,护工推着担架床等在电梯口,被子鼓起来一个轮廓——是他。
我想追上去。脚迈不动。
“陈望来家属?陈望来家属在吗?”
有人在喊。
我张了张嘴,声音出不来。
“在这儿。”
这是我的声音吗?不像。太干,太涩,像钝刀子割开喉咙。
护工推着担架床进了电梯。门合上之前,我看见被角滑落下来,露出他那只贴创可贴的手。粉红色的凯蒂猫,在惨白的日光灯下冲我微笑。
电梯往下走。数字跳成-1,停住。
我站在电梯门口,站了很久。久到下一趟电梯来了又走,久到有人拍我肩膀,问小姐你没事吧。
我没事。我丈夫刚走,我能有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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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和丈夫的丧事一起办的。
灵堂设在院子里,挽联并排挂,一个是“德配天地,厚德载福”,嵌着“德厚”两个字;一个是“望重乡里,来者当思”,嵌着“望来”两个字。村里的老先生帮忙拟的,我只会点头,说谢谢。
那几天下雪。腊月的雪一层压一层,早晨扫开,傍晚又落满。年年穿着大姐织了一半的那件红毛衣,袖子还差一只,我拆了自己一条围巾给她接上,接得不齐整,一只袖子长一只袖子短。可她什么都不懂,在灵堂里爬来爬去,追那些飘落的纸钱。
来吊唁的人很多。
自来水厂的同事们凑了份子,厂长亲自送来,握着我的手说小陈是个好同志。邻居婶子们帮忙烧水做饭,厨房里锅碗响成一片,热气蒸腾,好像真的在办什么红事。
只有我知道这不是红事。
大姐的手术成功了。
腊月十九,她转出Icu那天,我才敢告诉她这个消息。她躺在病床上,头上缠着纱布,眼睛盯着天花板。我讲了很久,讲公公走了,讲望来也走了。她没有哭,也没有说话,只是慢慢伸出手,攥住我的手腕。
她攥得很紧,指甲掐进我肉里。
很久很久。
“姐。”我叫她。
她没应。
“姐,你得活着。”我说,“望来把钱留给你治病了。你不活着,他走得不安心。”
她闭上眼睛。两行泪从眼角滑下来,流进鬓里,流进耳廓里,和公公走那天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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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二十三,小年。
这是望来离开的第十四天。我办完医院所有手续,抱着年年走出住院部。
雪停了。阳光落在雪地上,刺得人睁不开眼。年年戴着我那顶旧毛线帽,帽檐压得很低,只露出半张冻红的小脸。她在襁褓里东张西望,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也不知道妈妈为什么走了这么久还不说话。
“陈望来家属。”
有人叫我。我回头,是神经外科的护士长。她追上来,往我口袋里塞了个红包。
“科室里凑的,”她没等我拒绝,转身就走,“给孩子买奶粉。节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