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原收购茶叶、丝绸、瓷器,运往西域与胡人交换皮毛、马匹、玉石等特产,凭借着精准的商业眼光与过人的胆识,积累了丰厚的家产。
不过刘子山为人极为低调,即便在西北商界声名鹊起,在中原地区却鲜少有人知晓他的名号,家中的产业也多以他人名义打理,从不张扬。
这样的行事风格,本是为了避免惹上不必要的麻烦,却没想到早已引起了谭威麾下军情营的注意,军情营负责收集西北各地的军政、经济情报。
像刘子山这样在胡人地界拥有庞大商队、且背景不明的富商,自然被纳入了重点关注名单,其商队的行踪、产业分布等信息,都被军情营详细记录在案。
变故生在可萨人围攻营州之后。
那次围攻虽最终被圭圣军击退,却让营州的富商们人心惶惶,刘子山也不例外。
他担心营州局势后续仍会动荡,自己留在营州的家产难以保全,便果断决定搬离营州,前往相对安稳的西安府居住,只通过书信遥控指挥留在西北的商队。
临走前他不愿让营州的大院闲置,便决定将其打折出售,即便打折,院子的价格依旧高昂,毕竟是富商的产业,院落宽敞、装修精致,寻常百姓根本无力承担,只有像谭威这样手握重权且有财力的人才有能力买下。
谭威第一次见到这处院子时,便被其清幽的环境吸引,院子背靠小山,院内种植着不少耐寒的树木,还有一处小池塘,虽在冬日略显萧瑟,却透着一股宁静雅致的气息,非常适合在繁忙政务之余放松身心。
因此他没有过多犹豫,便出资将院子买下,作为自己在营州的私产。
而谭威买下这处私宅,除了看中环境,还有另一层更深的原因,此前生的开州房产风波,让他对“私产”的归属问题格外谨慎。
在此之前,谭威在大明拥有的两处私宅,均是朝廷赏赐所得,产权清晰,无需担忧,其他涉及房产的产业,也多名义上归属孙家商铺,与他个人没有直接关联,可最大限度避免争议。
麻烦就出在开州的一处房产上,这处房产原本是开州的官产,当年谭威在开州任职时,因办公与居住需要,暂时使用了这处房产。
后来他调任沙城,因事务繁忙,未能及时对这处官产进行处置,便让家人继续留居在此,想着日后再做安排。
当时继任的开州都督知晓谭威在朝中颇有势力,且背后有皇后周家的支持,即便对房产归属有疑虑,也选择隐忍未言,没有提出异议。
可到了崇祯十五年一月,情况生了变化,新任开州都督方邵是朝中南党派系的人物,他见谭威所依靠的皇后周家势力衰弱,而自己所属派系在朝中的势力不断上升,便觉得有机可乘,想要借此打压谭威。
他暗中授意御史,以“霸占官产、拒不归还”为由弹劾谭威,试图通过此事给谭威扣上“贪墨官产”的罪名,削弱其在朝中的声誉与影响力。
谭威很快便从军情营那里得知了被弹劾的消息,他深知此事虽看似只是房产纠纷,但若处理不当,很可能被政敌抓住把柄,引更大的麻烦。
因此他不敢有丝毫拖延,立刻下令让亲卫以八百里加急的度赶往开州,向留在那里的家人传达命令,立刻归还开州的官产,收拾行李搬往京师,暂时依附在主母英娘身边。
接到命令的月画与云琴,心中满是惶惑,她们不清楚为何要突然搬离居住已久的开州房产,更不知道背后牵扯到朝堂纷争。
但她们知道谭威的行事风格,明白此事定然紧急,不敢有丝毫耽搁,当天便按照命令,带着家人收拾好行李,归还了开州的官产,随后启程前往京师。
谭威在安排家人退还开州官产后,并未就此放下心来,朝堂之上人心复杂,政敌绝不会轻易放过这个可以攻击他的机会,若不主动向崇祯表明态度,很可能会让弹劾之事持续酵,引更大的麻烦。
于是他立刻提笔写下一封请罪信,信中详细说明了开州房产的来龙去脉,坦诚承认自己因事务繁忙未能及时处置官产的疏忽,深刻检讨了自己的过错,并表达了对朝廷法度的敬畏与对崇祯的忠诚。
写完后他亲自将信交给亲卫,命令其以八百里加急的度送往正在山陕亲征的崇祯行营,务必确保信件能尽快送达。
此时的崇祯,正沉浸在攻克华州的喜悦之中,闯贼所部大将张丰善此前因中风导致行动不便,为了保护华州百姓免受战火涂炭,最终选择投降朝廷。
崇祯为了安抚民心、彰显朝廷的宽容,不仅没有治张丰善的罪,反而封其为高官,让他继续留在当地协助治理。
与此同时,崇祯还趁热打铁,下了八道利民政令,内容涵盖改易华州周边部分不合理的地名、赦免因参与民乱而被牵连的百姓、免除华州地区一年的租税等。
这些政令的颁布,迅稳定了华州及周边地区的民心,渭河流域长期以来的争夺也渐渐尘埃落定,局势趋于平稳。
就在崇祯心情大好之际,谭威的请罪信送到了行营,他仔细阅读完信件后,脸上并未露出责备之色,在他看来,谭威长期驻守西北,为稳定西北局势立下了汗马功劳,相比之下,一处官产的处置疏忽不过是小事,没必要因此苛责功臣。
更何况谭威主动请罪,态度诚恳,既体现了对朝廷的尊重,也展现了其识大体的一面,于是崇祯当即下令回复谭威,在信中好言安慰道:
“谭卿镇守西北,劳苦功高,区区房产之事,不过是小节疏漏,朕已知晓,无需挂怀。望卿此后专心军务,继续为朝廷稳定西北,不负朕之所托。”
随着崇祯的这封回信送达营州,这场因开州房产引的弹劾风波,最终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