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约在一个茶馆,她提前到了,坐在靠窗的位置,穿暗红色的衣服,头盘起来,看着五十多岁,很精干的样子。
见到我,她站起来,先说:“林小姐,我代表陈家,向你道歉。”
我说不用,这件事陈家也是受害方。
“受害的程度不一样,”她说,“我们是被骗,你是被冒充,性质完全不同。”
我没有否认。
我们坐下来,喝了茶。
她问了一些关于我的情况,在哪儿工作,多久了,一个人在上海还是有什么亲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