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

第十四章 远航（第1页）

一九九八年一月的河南，冷得像一把刀子。

陈河生从火车上下来，脚刚踏上洛阳站的月台，一股寒风就迎面扑来，像刀子割在脸上。他在上海待了四年，已经习惯了上海冬天的湿冷——那种冷是慢慢地渗进骨头里的。洛阳的冷是干的，硬的，是直接打在脸上的。他缩了缩脖子，把围巾往上拉了拉，深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煤烟味，有尘土味，有烩面味。这是洛阳的味道，是河南的味道，是老家的味道。但他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少了什么呢？他说不上来。也许是少了父亲的味道，也许是少了德顺爷的味道。他们都走了，味道也散了。

他背着旅行袋走出车站。广场上的人比去年少了，卖东西的摊子也少了。往年这个时候，广场上到处是卖年货的——卖鞭炮的、卖春联的、卖糖果的、卖干货的。今年稀稀拉拉的，没几家。远处有人在放鞭炮，噼噼啪啪的，声音在冷空气里传得很远，但听起来有气无力的，像人也冻着了。他找到去孟津的长途车，交了钱，坐在最后一排。车里没几个人，都缩在座位上，昏昏沉沉的。车开了，在寒风里颠簸。路两边的杨树在车灯的光里一闪而过，光秃秃的枝丫像干枯的手指，伸向灰蒙蒙的天空。

一个多小时后，车到了平乐镇。他下了车，站在路边，辨认着方向。从这儿到翟泉村，还有七八里地。没有车了，得走回去。他背上旅行袋，沿着石子路往村里走。月亮升起来了，不太圆，但很亮，照得路面白。路两边是麦田，麦苗冻得紫，在夜风里瑟瑟抖，叶子卷起来，像怕冷的孩子。远处有狗叫，一声两声的，在寂静的夜里传得很远，但叫声里有气无力的，像人也饿着肚子。

他走得不快，也不慢。七里地，对他来说不算什么。但他走得很慢，一步一步地走，好像在享受这个过程。他想，这条路，大哥走过，母亲走过，父亲走过。现在他也在走。但这一次，他总觉得这条路比以前长了，长了不止一倍。心里不踏实，像有一块石头压着，喘不上气。

走了半个多钟头，看见了村口的灯光。几盏灯，昏黄黄的，在黑暗中亮着。他加快脚步，走进村子。村街上没人，狗在院子里叫了几声，又安静了。他走到家门口，停下来。院门关着，门缝里透出灯光。他站在门口，忽然有点紧张。他伸出手，想敲门，又缩了回来。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深吸一口气，然后敲了敲门。

“谁呀？”是母亲的声音。声音比以前弱了，像风吹过的沙，细细的，轻轻的。

“妈，是我。”

门开了。母亲站在门口，穿着一件旧棉袄，头全白了，脸上有很多皱纹，比半年前他暑假回来时又老了很多。她的眼睛浑浊了，不像以前那样亮了。她的背更弯了，像一张拉满的弓，随时会断。她看着他，愣了一下，然后眼眶红了。

“河生？”她的声音在抖，像冬天的树枝，风一吹就颤。

“妈，我回来了。”

母亲伸出手，摸了摸他的脸，又摸了摸他的肩膀，好像要确认他是真的。她的手很瘦，骨节突出来，像干枯的树枝。她的手很凉，凉得像冰。然后她一把抱住他，哭了。她哭得很轻，肩膀一抽一抽的，眼泪流在他肩膀上，湿了一片。她的身体很轻，轻得像一片叶子，他抱着她，觉得她比暑假时又轻了。

“妈，别哭了，我回来了。”

“回来好，回来好。”母亲松开他，擦了擦眼泪，“快进来，还没吃饭吧？我给你做。”

他跟着母亲进了屋。堂屋还是那个样子，但多了几样东西——一台电风扇、一台收音机、一个电饭煲。墙上的年画换了新的，是香港回归的纪念画，五星红旗和紫荆花区旗并排飘着。桌子上的电视机换了——不是那个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了，是一台二十一寸的彩色电视机，放在柜子上，用一块红布盖着。

“妈，换电视了？”

“嗯。你大哥买的。说彩色的好看，能看好几个台。”

“多少钱？”

“不知道。他说不贵。”

河生没说话。他知道，大哥不会买贵的。但二十一寸的彩电，再便宜也要一千多块。大哥在工地上干一个月，也就挣几百块。他摸了摸那台电视机，外壳是塑料的，温温的，有太阳晒过的味道。但他总觉得，这个家里少了点什么。少了什么呢？他说不上来。也许是少了父亲的气息，也许是少了德顺爷的故事，也许是少了那些年在煤油灯下纳鞋底的时光。

大哥从里屋出来，穿着工装，脸上全是灰。看见河生，他笑了，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膀。“回来了？”

“哥。”

大哥的手还是很有力，但河生觉得，他的力气比以前小了。他瘦了很多，颧骨突出来了，眼窝凹下去了，头白了一大半。他的手上全是茧子和伤疤，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他的嘴唇干裂着，有几道血口子。他的眼睛红红的，像熬了一整夜。

“哥，你瘦了。”

“没事。结实。”大哥拍拍胸脯，但拍出来的声音是空的，像拍一个空桶。

“工地上活多吗？”

“不多。今年活少。”大哥低下头，“不过没事。够花。”

河生看着大哥，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说不清的难受。他在上海，吃得好，穿得好，有书读，有课上。大哥在工地上，一天干十几个小时，挣十几块钱，还要养活一家四口。他觉得自己欠大哥的，欠太多了。但他知道，大哥不会让他还。大哥要的，不是他还钱，是他好好读书，好好做人，好好为国家做事。

嫂子从厨房里端出一碗面条。面条是手擀的，很细，很匀，上面卧着一个荷包蛋，撒着葱花和香菜。汤是骨头汤，熬了一整天，浓浓的，白白的，香得让人流口水。她把碗放在他面前，说：“吃吧。饿了吧？”

“谢谢嫂子。”

他端起碗，吃了一口。面条很筋道，汤很鲜，蛋很嫩。他吃得很慢，一口一口地嚼。这是家的味道，是母亲的味道。但他总觉得，这碗面条少了点什么。少了什么呢？也许是少了父亲坐在对面抽烟的样子，也许是少了德顺爷蹲在门口晒太阳的样子。他们都走了，味道也淡了。

母亲坐在旁边看着他，不时说一句：“慢点吃，别噎着。”她的声音很轻，像风吹过麦田，沙沙的，细细的。

“妈，您吃了没有？”

“吃了。你吃你的。”

河生知道，母亲没吃。她总是这样，等孩子们吃完了，她才吃。他夹了一半面条，放在另一个碗里，推到她面前。“妈，您吃点儿。我吃不了这么多。”

母亲看了看他，又看了看碗，没有推辞。她端起碗，慢慢地吃起来。她吃得很慢，一口一口地嚼，像嚼着一辈子的苦。她的牙掉了好几颗，嚼东西的时候，腮帮子一鼓一鼓的，像在吹气。嚼了几口，她停下来，用手捂住胃。

“妈，您怎么了？”

“没事。胃有点不舒服。”

“妈，您去看医生了吗？”

“看了。没事。就是老毛病。”

河生看着母亲。她的脸色蜡黄蜡黄的，嘴唇干裂着，额头上有一层细汗。他的手抖了一下，筷子差点掉在地上。

“妈，您别骗我。您是不是又没吃药？”

母亲低下头，没说话。

“妈！”

“吃了。就是这几天忘了。”母亲的声音很轻，像做错了事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