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意。”易瑞东起身,“杨书记那边……”
话没说完,郑科长推门进来,脸色凝重:“瑞东,老陈,孙福贵跑了。”
“什么?!”
“刚才保卫科去他家,人不在。邻居说,晚饭后看见他提着个包匆匆出门,说是‘走亲戚’。”杨伟民苦笑,“看来,是听到风声了。”
易瑞东和老陈对视一眼,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立刻协查通报。”老陈果断道,“火车站、汽车站、出城路口,全部布控。他带着赃款,肯定想跑。”
“我马上安排。”郑科长转身要走,又停住,“瑞东,这事……会不会惊动太大?”
“郑科长,”易瑞东看着他,“现在已经不是捂盖子的时候了。孙福贵一旦跑了,赃款追不回,线索就断了。到时候,损失更大。”
“赶快跟杨书记汇报吧!”
“瑞东说得对。”老陈一拍桌子,“老郑,你马上去找杨书记汇报。瑞东,你立刻回局里,向李局请示,启动全市协查。我在这儿继续突审,看能不能挖出更多线索。”
分工明确,三人立刻行动。
易瑞东直接开上吉普车,在凌晨的寒风中往局里赶。
车轮碾过空旷的街道,他脑中飞快盘算:孙福贵会往哪儿跑?火车站今晚最后一班车是十一点半,已经车了。汽车站夜班车少,而且需要介绍信。最可能的是——
他突然一个急刹,调转车头,往东直门方向行驶而去。
东直门外有个货运码头,夜里常有往天津、塘沽的货船。孙福贵是仓库主任,跟运输系统熟,走水路可能性更大。
赶到码头时,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多。江面漆黑,只有几盏昏黄的码头灯在夜雾中摇晃。几条木船靠在岸边,随着江水轻轻起伏。
“同志,查夜!”易瑞东亮出证件,对值班的老船工说。
老船工眯着眼看了看证件,又看看他一身寒气,嘟囔道:“公安同志,这么晚了……”
“有没有看到一个四十多岁、微胖、提个黑皮包的人,今晚要坐船?”
“黑皮包?”老船工想了想,“哎,好像有!大概八九点钟,有个胖子,提着个鼓鼓囊囊的黑包,说是去天津探亲,要坐老马的船。可老马的船得凌晨三点才开,我让他去候船室等着了。”
“候船室在哪儿?”
“就那儿,亮灯的那间。”
易瑞东顺着老船工手指的方向望去,江边有间简陋的砖房,窗户透出昏黄的光。他拔出手枪,子弹上膛,压低脚步靠近。
从窗户缝往里看——
一个微胖的身影蜷在长椅上,怀里紧紧抱着个黑皮包,正不安地左右张望。正是孙福贵。
易瑞东轻轻推开门。
“嘎吱——”
孙福贵像受惊的兔子一样跳起来,看见门口持枪的公安,腿一软,手里的皮包“砰”地掉在地上,拉链崩开,一沓沓捆好的钞票滚了出来。
“孙福贵,”易瑞东枪口对准他,声音平静,“别动。”
“我、我……”孙福贵面如死灰,慢慢举起双手。
易瑞东走上前,一脚踢开地上的皮包,用手铐铐住孙福贵的双手。他捡起皮包,粗略一数,里面至少有五千块——这在当时是笔巨款。
“这些钱,哪来的?”
“是、是我攒的……”孙福贵还想狡辩。
“攒的?”易瑞东从皮包夹层里抽出一本存折,翻开一看,户名是孙福贵,存款金额一万二千元。存折里还夹着几张纸条,是周振国写的收条。
“孙福贵,你一个月工资七十二块五,不吃不喝得攒一百四十年。”易瑞东冷笑,“走,回去慢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