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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第4页）

胡雪岩的疑问，立刻得到了解答。左宗棠起身坐在书桌前面，伸毫铺纸，很快地画成一幅地图，在那些曲线、圆点之中，写上地名，胡雪岩看出是一幅闽粤交界的形势图。

“李世贤在漳州。漳州是九月十四沦陷的，总兵禄魁阵亡，汀漳龙道徐晓峰殉难。李世贤大概有八千多人，不可轻敌。”左宗棠又指着长汀、连城、上杭这三角地带说，“汪海洋在这一带，照我的看法，他比李世贤更凶悍。然而，不足为虑，贼不足平！雪岩，你这几年总也懂得一点兵法了！你看李、汪二贼的出路在哪里？”

这一下好像考倒了胡雪岩。他仔细看了半天，方始答说：“他们是由西面江西逃过来的，往东是出海，有好长一段路，再说没有船也出不了海。北面呢，大人带兵压了下来，啊，”胡雪岩恍然大悟，很有把握地说，“这两个长毛的出路，只有南面的广东，嘉应州当其冲！”

左宗棠深深点头，拈髭微笑。“对，”他说，“嘉应州当其冲！到了那时候充饥的就不是画饼了！”语中有深意。左宗棠没有说下去，胡雪岩不便问——怕自己猜错了，冒昧一问，是大大的失言。

谁知左宗棠毫不忌讳，真的拿胡雪岩当可共极端机密的心腹看待。“郭筠仙一直担心曾涤生‘驱寇入粤’，他没有想到‘驱寇入粤’的是他的亲家。”他说，“雪岩，到那时候，又另是一番局面了。”

胡雪岩不自觉地打了个寒噤，觉得左宗棠的手段真是太辣了些！虽然，这正是他所猜想到的，但测度是测度，听别人亲口证实，感觉又自不同。

“雪岩，”左宗棠问道，“你倒说说看到那时候是怎么样的一番局面？”

“是。”胡雪岩想了想说，“到那时候，朝廷当然借重大人的威望，拜钦差大臣，节制福建、浙江、广东三省的军务。郭中丞——”他没有再说下去，意思是郭嵩焘在左宗棠“大锯活人”的摆布之下，非吃足苦头不可。

“不错，此亦是势所必然之事。到那时候，雪岩，我不会再累浙江了，不怕郭筠仙不乖乖替我筹饷。不过，”左宗棠沉吟了好一会儿，“也说不定！郭筠仙愚而好自用，怕他仍旧执迷不悟。”

“果然如此，大人又怎么办？”

“那就不能怪我了！可惜！”

前后两句话不接气，胡雪岩再机敏也猜不透他的意思，只以此事于减轻浙江的负担，关系甚大，不能不追问：“大人，可惜些什么？”

“可惜，我夹袋里没有可以当巡抚的人物。”

这是说，如果将来郭嵩焘不能替左宗棠筹得足够的饷，他不惜攻倒他派人取而代之。这样做法，却真是“公而忘私”“大义灭亲”了。

“到时候看吧！言之还早。”左宗棠对着他手绘的地图凝视了好一会儿，突然拍案而起，“对，就是这么办！”

接着，左宗棠谈了他的突如其来的灵感。他指着地图为胡雪岩解释，自己的兵力还不够，倘或想用三面包抄的办法，将长毛向广东方面挤，相当吃力。万一有个漏洞填塞不住，长毛一出了海，不管在福建或浙江的海面，自己都脱不了干系，岂不是弄巧成拙？

因此，左宗棠想请李鸿章的淮军助以一臂。克复湖州之役，彼此合作得还满意，如今再申前请，想来李鸿章不至于拒绝。

“不过，这话我不便开口。”左宗棠说，“如果是我出面相邀，就得替客军筹饷，譬如他派一万人，一个月起码就得五六万银子，再加上开拔的盘缠，第一笔就非拨十万银子不可，实在力有未逮。倘或朝廷有旨意，让淮军自备粮饷，来闽助剿，我们至多备五万银子作犒赏，面子上也就很好看了。雪岩，你说，我这把如意算盘如何？”

“是好算盘。不过淮军自备粮饷，恐怕李中丞不肯。他出饷，我们出粮，李中丞就没话好说了，因为他的军队闲摆在那里，一样也是要饷的。至于请朝廷降旨，只有请福建的京官在京里活动。”

“那怕不行。”左宗棠摇摇头，“福建京官，目前没有身居高位的，说话不大有力量。闽浙唇齿相依。浙江在京的大佬，雪岩你倒想想看，有什么人可托？”

“浙江在京的大佬，自然要数许六大人，不过，他的吏部尚书交卸了。倒是他的大少爷在南书房很红，还有他一位侄少爷，是小军机，专管军务……”

“对！对！”不等胡雪岩话完，左宗棠便抢着说，“这条路子再好都没有，请你替我进行。许家是杭州望族，你总有熟人吧？”

“他家的人很多，我倒认得几位，不过像这样的大事，也不好随便乱托人。”胡雪岩想了一会儿说，“大人，我想到上海去一趟，去看许七大人。一面拿大人交办的事托他，一面想拿许七大人搬到杭州，出面来办善后。”

左宗棠想了一下，觉得胡雪岩这个办法极好。所谓“许七大人”就是小刀会刘丽川起事之时的江苏巡抚许乃钊，如今逃难在上海。他的胞兄，也就是胡雪岩口中的“许六大人”许乃普，以吏部尚书致仕，如今因为闹长毛不能南归。许乃普在京里是浙江同乡的“家长”，因是科名前辈，又久掌文衡，故京中大佬颇加尊礼。许乃普的长子许彭寿，是李鸿章的同年，也是道光二十七年丁未这一榜的会元。许乃普还有个胞侄许庚皋，在“辛酉政变”中出过大力，如今是极红的“小军机”军机章京领班之一，熟谙兵事，精于方略，对军务部署有极大的言权。所以走这条路子，路路皆通，必要时还可以请许彭寿以同年的交情，写封切切实实的信给李鸿章，更无有不能如愿之理。

至于将许乃钊请回杭州来主持善后，这也是一着非下不可的好棋。因为马新贻一到任，胡雪岩有不得不走之势，而要找替手，最适当的人选就是许乃钊。第一，他做过封疆大吏，科名是翰林出身，是名副其实的“缙绅先生”；第二，马新贻不仅是许乃钊的后辈，而且与他的胞侄许彭寿同榜，以“老世叔”的身份去看马新贻，照例应受“硬进硬出”开中门迎送的礼遇，这样为地方讲话就有力量得多了；第三，许乃钊公正廉洁，德高望重，足以冠冕群伦。

因此，左宗棠欣然接纳胡雪岩的建议，而且自己表示，要亲笔写封很恳切的信，向许乃钊致意。

谈完了公事谈私事，而私事也就是公事：胡雪岩的出处。左宗棠打算将他调到福建，但不必随他一起行动，专驻上海，为他经理一切。胡雪岩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下来。

从第二天起，左宗棠便照商定的步骤，积极开始部署，除了战报以外，一连拜了好几道奏折。第一道是，浙江的兵饷军需，十分困难，自顾不暇，应该拨给陕甘的协饷，请饬户部另筹改拨。第二道是，请饬新任浙江巡抚马新贻，从到任，至于马新贻未到任前，浙江巡抚请由藩司蒋益澧“护理”。第三道是，奉旨拨解杨岳斌的“行资”八万两，于无可设法之中，勉强设法筹拨半数。

第四道奏折与浙江无关。每到夏秋之交，户部照例催各省报解“京饷”，京饷不止于放在京八旗禁军的粮饷，举凡王公大臣，文武百官的廉俸，大小衙门办公的经费，宗庙陵寝的祭祀费用，以及专供两宫太后及皇帝私人花用，每年分三节呈上的“交进银”，无不出在京饷之内，所以协饷可欠，京饷不可欠。福建欠海关税银十万两、茶税二万两，上谕催解：“务于十二月内，尽数解齐。倘仍饰辞宕延，致误要需，即由户部查照奏定章程，指名严参。”

虽奉这样的严旨，但左宗棠仍要欠上一欠。因为非如此，不足以表示福建之穷，必须浙江接济。当然，欠有欠的方法，不是硬顶可以了事的。左宗棠的方法是，哭穷之外，将他闽浙总督应得的“养廉银”一万两，由票号汇到户部，作为京饷报解。

第五道是请停止广东解浙的协饷。主要的作用是借此机会让朝廷知道，广东的协饷，对浙江来说是个“画饼”。所以，停止的理由，不过“现在浙省军务肃清，所有前项协饷，自应停止”这样一句话，而“停止”以前的账目，却算得很清楚——从同治元年正月到这年八月，连闰共计三十三个月，广东应解浙江协饷三百三十万两，可是实收仅二十八万。其中由厘金所拨者是二十二万两，曾国藩奏道，广东厘金开办起至这年八月底止，共收一百二十万，是则浙军“所得不过十成之二”。

第六道是部署到福建以后的人事。奏折的案由是“办理饷需各员，请旨奖励”，附带请求调用。其中当然有胡雪岩，他本来是“盐运使衔”的“江西试用道”，左宗棠奏请“改福建以道员补用，并请赏加按察使衔”，这报奖的文字，看来并不如武官的“请赏戴花翎”“请赏加巴图鲁称号”来得热闹起眼，其实是帮了胡雪岩很大的一个忙，因为由“试用道”改为“以道员补用”，只要一准，立刻可以补任何实缺，而“赏加按察使衔”，便可以署理臬司，成为实缺道员更上层楼的“监司大员”。对左宗棠来说，这一保，起码等于三年的劳绩。

不过左宗棠拜这道奏折时，胡雪岩并不知道，因为他人已到了上海。拿着左宗棠的亲笔函件去见“许七大人”，谈得十分融洽。他将左宗棠所托之事，一一办妥，只不过耽搁了两夜，陪老母谈一谈劫后的西湖，与古应春盘桓了半天，便即原船回到杭州。

回到杭州，第一个要想见他的不是左宗棠，而是藩司“护理抚篆”的蒋益澧。蒋益澧早就派人在阜康钱庄留下话，等胡雪岩一到，立刻通知，以便会面。

“雪翁，”与胡雪岩见着了面，蒋益澧哭丧着脸说，“你非帮我的忙不可！大帅交代下来了，浙江每个月解福建协饷二十万两，按月十二号汇出，迟一天都不准。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听得这话，胡雪岩也吓一跳。洪、杨之乱，浙江遭劫特深，满目疮痍，百废待举，何来每月二十万两银子，供养入闽之师？当时估计，每月能凑十万两银子，已经至矣尽矣，不想左宗棠狮子大开口，加了一倍，而且日子都不准拖，这就未免太过分了。

“雪翁，”蒋益澧又说，“于公于私，你都不能不说话。私，老兄在大帅面前，大帅对你言听计从；公，俗语说的‘羊毛出在羊身上’，真是逼得非解这个数目不可，只有让地方受累。雪翁，你也于心不忍吧！再说，我到底不过是藩司。”

最后这句话，才是蒋益澧真正的苦衷。目前巡抚的大印握在手里，令出即行，办事还容易，等马新贻一到任，认为协饷数目太大要减，他当藩司的，不能不听命。而另一方面左宗棠又是一手提拔他的恩主，且有承诺在先，不能不维持原数。这一下岂非挤在夹缝里轧扁了头？

想了一会儿，胡雪岩觉得这个麻烦非揽下来不可，便点点头说：“好的。我来想办法。”

“这一来有救了！”蒋益澧如释重负，拱拱手问说，“雪翁，谅来胸有成竹了。是何办法，可以不可以先闻为快？”

“当然，当然！原要请教。”胡雪岩答说，“第一，我想请左大人酌减数目。”

“酌减？”蒋益澧问，“减多少？”

“总得打个七折。”

“打个七折，每月亦还得要十四万两。”蒋益澧说，“如今军务肃清，我这个藩司不必带兵打仗，要在本分上做点事。你看——”

蒋益澧细数他该做的事，最有关国计民生的要政，便是兴修水利。浙江全境皆是土田，近山者瘠，近水者腴。兼以蚕丝之利，重栽桑，而桑树的栽培灌溉，与水田的要求，没有什么两样。所以自古以来，在浙江做官而遗爱在民、久留在思的，无不是因为在水利方面大有成就之故。

浙江的水利重在浙西，浙西的水利又重在海塘。乾隆六次南巡，都以巡视浙江海塘为名，可以想见其关系的重大。海塘欲求完固足以捍御海潮，须用石塘。洪、杨作乱以来，海宁一带的石塘没有修过，日渐坍圮，现在要及时修复，估计费用须上百万银子。迫不得已，只有先办土塘，暂且将就。

“就是办土塘，亦要三十万银子。土塘料不贵，人工贵，大乱之后，壮丁少了，就是人工贵。”蒋益澧说，“雪翁，这件事我亦要跟你好好商量，怎么得筹一笔款子，拿海塘修一修？万一海塘溃决，可是件不得了的事！一想起来，我真连觉都睡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