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走了,姐夫跑了,我一个人拉扯外甥长大。
十年。
我无意中听见外甥管我叫“那个嫁不出去的老女人”。
等他走进高考考场那天,房子已经换了主人。
不是他想的那种换法。
三十三岁生日那天,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对着姐姐的遗照了一下午呆。
十年了。
该谈恋爱的时候我在给他冲奶粉,该拼事业的时候我在陪他跑医院,该活成自己的时候我在家长会上被老师叫“周子墨妈妈”。
我把二十三到三十三岁所有的日子都铺成了他脚下的路。
然后听见他和同学说——
“房子迟早是我的,到时候给几万块钱打了就行。”
声控灯闪了两下。
我踩上最后几级台阶,推开门。
他坐在餐桌前,面前摊着一张英语试卷,脊背挺得笔直。
好像什么都没生过。
那天的排骨是在老张头的摊位上买的。
下午五点,剩下最后一板,打了对折。
我挑了肉最厚的一块,拎着袋子往回走。塑料袋底部不停滴血水,滴在楼道台阶上,一路红点。
四楼。
门虚掩着,里头有说话声。
周子墨正跟人打视频电话。
我在门口站住了。
“我小姨?”他笑了一下,那种笑我在他脸上从没见过,是那种从鼻子里哼出来的。“就一老姑娘,你问她能干嘛?”
我没动。
“她这辈子不就围着我转嘛。等我考完大学,谁还待这破地方。”
电话那头有人说了句什么。
周子墨的声调拔高了半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