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说下去,只留下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便转身掩门出去了。
李景安躺在榻上,听着门外沉稳的脚步声渐行渐远,半晌,才对着空气挥了挥拳头,小声骂了句:“专横!霸道!”
你说不许就不许了?
我若是个肯这般听话的,如今这腿也不至于后半日的,一点知觉也无了!
京城,紫宸殿。
“经济作物……活钱……产业……”工部尚书罗晋口中喃喃重复,眼里具是骇人的光。
他主管工程匠作,虽说对物产流通不如户部敏锐,但因地制宜、通工易事的道理是懂的。李景安这套说法,彻底跳出了单纯劝课农桑、增加田赋的旧有框架,指向一种更……更活泛的治理思路?
如此一来,百姓即得了口粮,又得了银钱,岂有心中不喜、不愿之理?如此一来,国富民强不在话下啊!
罗晋想到这一点,心口不由得热了起来。他在这个位置筹谋了大半辈子,为的不就是一句国富民强,百姓安居乐业,再无贫困相扰么!
李景安,李景安此法大善!
户部尚书赵文博的反应就直接得多。几乎是那天幕话音落下的瞬间,他的目光便灼热了起来,手指在袖中掐算得飞快。
他可太清楚国库岁入对田赋的依赖了,也更明白地方若只靠田赋,民生艰难、府库空虚的窘境。
若真能如李景安所言,在不影响根本农事的前提下,引导地方展如甘蔗制糖这等有利可图的出产,则民可增收,商税可增,地方财政可活,于国于民,实有大利啊!
若此策在其他适宜州县仿行,该定何等章程,如何课税,方能既鼓励生产,又不与民争利?
反倒是那些自诩清流之辈,在惊愕过后,便是更为激烈的斥驳。
“荒谬!荒谬绝伦!”一位须皆白、以耿直闻名的老御史颤巍巍出列,指着天幕,气得胡子都在抖,“李景安此言,简直是舍本逐末,蛊惑人心!农为国本,桑麻次之,此乃圣人之教!岂可鼓吹百姓弃本逐末,专事那锱铢必较的商贾之事?种粮为饱腹,种桑为蔽体,天经地义!如今竟要种那劳什子甘蔗,只为熬糖换钱?此乃引导百姓趋利忘义,长此以往,人心不古,重利轻义,国将不国啊!”
“王御史此言差矣!”立刻有较为务实的年轻官员代为反驳,“天幕所示,李县令何曾让百姓弃本?他明明再三强调以不扰农时、不损粮田为前提。其所言经济作物,乃是于农桑根本之外,另辟增收之径,使民得利,使地尽其用!”
“《周礼》有云“颁职事及居间、州里,使各专其业”,因地制宜,使民得利,何错之有?难道要百姓守着贫瘠山地,一味种那收成寥寥的庄稼,终日困苦,方是正道?”
“正是!管子有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百姓手中无余财,终日为温饱挣扎,又何谈仁义道德?”另一官员接口道,“李县令欲使民增收,手有余钱,方能购盐铁,兴文教,此乃固本培元之举!观其治云朔,先重农桑根本,再图货殖辅助,步步为营,何来舍本逐末之说?”
“然其所用产业、活钱等词,市侩之气过重,恐非君子所当言!”又有保守派官员皱眉。
“词虽新颖,其理却通!为政者,当求实效,惠及黎民,岂可因言辞新颖便摒弃良策?”务实派毫不相让。
两派各执一词,引经据典,争论不休。倒是那亲王萧诚,脸上露出深思之色。
他也曾多次受命,或明或暗地代兄巡访四方。走过富庶的江南鱼米乡,也踏足过贫瘠的西北边陲。见过漕运码头的舳舻千里,也见过深山坳里村民碗中不见油星的菜糊。
他太清楚,许多州县,尤其是像云朔这般地处边鄙、山水交错的下县,治理之艰难,远非京城高坐庙堂者所能想象。
单一的粮食种植,固然是保命的根基,却也极为脆弱。一场旱涝,一波虫害,便可能让一年的辛劳化为乌有,让刚刚缓过气的百姓重新陷入困顿。
即便风调雨顺,亦是产出有限,缴纳赋税、应付摊派之后,所剩几何?
百姓手中无余财,便无力改善生活,无力应对疾病婚丧,更无力供养子弟读书明理,一代代困守于土地与贫困之中,何谈教化,何谈兴盛?
李景安所提所论所想,其中的诱惑,对于任何一个真正心怀百姓、又深知地方实情的为政者而言,都大到难以忽视。
皇兄所求,是江山稳固,是民生富足。若能于不伤国本、不动摇根基的前提下,多辟一条富民强县的路子,皇兄又怎会拒绝?
只是皇兄身系天下,牵一而动全身,不得不比任何人都更谨慎罢了。
罢罢罢,萧诚在心中无声一叹,总归是于民生有利之事,皇兄所求,不正是于此么?既如此,我又何必急于定论,或横加阻挠?
他缓缓抬起眼,目光看似平静地扫过殿下仍在激动陈词的众臣,心中却已有了清晰的计较。作为亲王,作为陛下离京时的监国之人,他的态度至关重要。无论是支持亦或是反对,都会过早将李景安推向风口浪尖。
倒不如持观望之态。不遽下褒贬,不轻定是非。以务实调研为名,行观察验证之实。让争论在可控的范围内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