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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引子（第2页）

我把我的观点向卢瑟福全盘托出，他回答道：“事实确实是这样。对于那些学识丰富但不精深的人，人们经常使用‘半桶水’这种意思不好的词来描述他们，比如说怀兰，他就会用这个词来形容康维。我对怀兰的为人不感兴趣，他道貌岸然，骄傲自大，使人难以忍受。不知道你有没有现，他对名与利的追求十分强烈，他口中那些‘人们终究会获得他们应有的荣耀’，‘不会透露这件事’，就好像皇帝要到圣多美尼克教堂来一样。我鄙视这样的外交官员。”

我们驾驶着汽车沉默地穿越了好几个街区。他继续说：“无论怎样，我没有白白浪费这一个晚上。这对我来说是一次不寻常的经历。我曾经听说过桑德斯口中的巴斯库尔事件，但当时我半信半疑，心想这只不过是个古怪的故事罢了，人们不会过于相信，也许这件事能让人相信的只有一个原因。但是如今这两个容易被人忽视的理由使我对此坚信不疑。你可以现我不轻易相信任何事。我长时间四处游历，我明白这世界上有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只要亲眼见到，就肯定相信。如果只是捕风捉影，就不会绝对相信，但是……”

他好像突然觉得对我讲的这些话一点意义也没有，就笑了笑，说：“啊，我非常肯定的一点就是——我不乐意敞开心扉对待怀兰，如同我不乐意为《逸闻》杂志推选一部史诗。相比之下，我更愿意和你推心置腹。”

我说：“你太看得起我了。”

“我可没能从你的书里想到这些。”

我一直没有提到我那相当有技术含量的作家生活（毕竟神经病诊所不像商店那样人人都可以开），可卢瑟福竟然听说过这本书，这让我感到十分惊讶。我向他坦白了我的想法。卢瑟福说：“其实，我之所以对这些很感兴趣，是因为康维曾经被失忆症困扰。”

到达酒店后，卢瑟福便到服务台拿钥匙，当我们到达五楼的时候，他说道：“之前旁敲侧击聊了那么多，事实上，康维没死，起码在几个月前还没有。”

在这短时间内上升着的电梯中谈论这件事情似乎不太合适。所以当我们一迈入走廊，我就问他：“你确定吗？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他一边回答，一边开门：“去年11月的时候，我和他去檀香山旅行，我们乘坐的是同一架日本飞机，从上海出。”话还没说完他就停了下来，直至我们进门坐下，在杯中倒上饮品，点燃雪茄之后，他才缓缓地开口道：“你也知道，我在去年秋天到中国旅游去了，到处游览。那时候我和他已经有很多年没见面，而且没有通信联系。我也很少会想起他，但是只要我特意回想过去，总是会想起有关他的一切。我在汉口与一位朋友会面后就搭乘北平的火车回来。乘坐火车时，我偶遇了一位女修道院院长，她是法国慈善姐妹会中的一员，个性迷人，富有魅力。她正准备到重庆的一个从属于他们机构的修道院里去。我用我仅会的一点法语和她聊天，她友好地和我谈论她的工作和生活。说实在的，我对普通的教会组织不感兴趣，但是我与大多数人的态度相同，都可以接纳他们。这些天主教徒自觉地处于一个独立的阶级中，至少他们在工作上兢兢业业，不会装腔作势，在平凡人面前更不会显出高高在上的样子。顺便说一下，这位院长和我聊天的时候提到了一件事，她说前几个星期有一个人因为伤寒病症进了重庆的教会医院。大家都觉得他来自欧洲，但是病人对自己的情况只字不提，他也没有随身携带的证件可以证明他的身份，他穿的衣服是当地最穷困的人穿的款式。他被修女护士领入医院的时候，病情十分严重。他的汉语说得灵活而通畅，法语也说得相当好，而且这位院长向我再三保证，这位病人在得知修女们的国籍之前，一度使用英语和她们说话，音非常纯正。我对她说，我难以想象那时候的状况，我调侃她说她不了解这门语言，怎么知道这音是否纯正。我们将这件事当作了玩笑话。后来她建议我有空的时候去修道院走一走，当然这是不可能的，相当于要我去攀爬珠穆朗玛峰一样。我们在火车到达重庆时互相告别，我的内心感到了一种特殊的遗憾，可是一切终将结束。巧合的是，火车驶出车站一两英里后生了故障，我们费尽周折才被转移回火车站，所以我在这几个小时里又返回了重庆。而后我们得知，就算启用备用的动机，火车也没有办法在12个小时之内送我们到上海，中国铁路上经常生这样的事。于是我在重庆待了半日，最后选择去修道院与那位女院长见面。

“我从来没想过我去那里会受到如此盛情的招待。院长对我的拜访感到十分震惊。以一名非天主教徒的角度看来，我很难理解天主教徒为何可以将严肃刻板和随性舒适的矛盾协调得这么好。可这并没有阻碍修士修女们组建丰富多彩的社团。不久，我看见他们做好了饭菜，入席时，一个中国教会的青年医生坐在我旁边，我们用法语和英语混着聊天。饭后，女院长带我在这所让他们感到骄傲光荣的医院四处游览。我把自己作家的身份告诉他们，他们单纯地想我会把他们的事情写成书。我们经过病床时，那位医生详细地向我说明各个病人的情况。整所医院干净整洁，目光所到之处毫无污渍，可见这家医院的管理做得很到位。我一时忘记了那位神秘的英语音纯正的病人，直至院长告诉我，我们要去探望他的时候我才记起。当时他在睡觉，我只看到了他的后脑勺，不知道为何，直觉告诉我，我应该用英语和他沟通，于是我说了一句‘下午好’，其实我原本想要说的不是这一句。那个病人把脸转过来，回应我说‘下午好’。他的口音听起来确实是经过规范训练的。在我还没来得及惊讶时，就知道他是谁了——即使他的胡子长得满脸都是，样子也变了不少，并且我们很久不曾会面。我非常确定那就是康维。然而，如果我犹豫不定而且不仔细辨认的话，也许我会觉得他不是康维。幸亏我冒昧地向他打招呼叫醒了他。我用他的名字叫他，又告诉他我的名字，尽管他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一副丝毫没有认出我的样子，可我还是肯定我没有看错。他的脸部肌肉怪异而轻微地颤动，在很久之前我就观察到了，他的眼睛一如既往地蓝，过去我们在牛津上学时经常开玩笑说他的眼睛像剑桥的蓝色，而不像牛津的蓝色。除了这些，他的独特也使得他不容易与其他人混同，他为人亲切，容易令人一见如故。修道院院长和医生见到这一幕都非常兴奋，我向他们表示我知道这位病人，他是我来自英国的朋友，现在他无法认出我也许是因为他失忆了。他们非常震惊，但也同意我的说法。后来我们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来讨论他的病情，可是他们对他能够在失忆的状况下来到重庆感到费解。

“简单来说，我在那里逗留了两个星期之久，期盼有办法可以恢复他的记忆，可最后失败了。所幸他身体逐渐好转起来，我和他还聊了不少趣事。

“在我向他分别说明我们的身份时，他从容地接受，不反对也不反驳。还依稀透露出一种激动的情绪，而且看起来很乐意和我交流。我向他提出带他回家的请求，他轻描淡写地表示同意。我觉得这很有问题，他显然没有表达出他的个人意愿。我抓紧时间安排好一切，打算离开这个地方。由于我有一个亲密的朋友在汉口的领事代办处工作，所以我轻而易举地便办好了护照等相关手续。的确，于我而言，要为康维着想的话，就不要声张这件事，更不能让它刊登在报纸的头版，现在我很兴奋地保证我实现了这一点。不然这一定会造成新闻报道的阻塞。

“我要说明一下，我们并非使用不合法的手段从中国离开。我们先乘坐轮船沿着长江去了南京，然后搭乘火车到达上海，那一天晚上恰巧有一艘开往旧金山的客船，因此我们急急忙忙地坐船去了。”

“你可真是帮了他不少，”我说道，“如果不是他，我一定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卢瑟福不反对我的说法：“我认为我不会为谁做那么多事情。”他继续说道，“但是他身上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我无法解释，这些东西会让你心甘情愿倾尽全力地帮他。”

“是啊，”我表示赞同，“他浑身散出一种特有的魔力，气质出众且富有吸引力，这使人一想起就会感到很愉悦，我一直以来都把他当作穿着法兰绒的年轻学生。”

“你没有在牛津与他相识，这可真遗憾。他过去相当了得，我想，再也没有比这更适合形容他的词语了。可我听说，他在打仗之后性情大变，虽然我也察觉到了这一点，但是我坚信凭借他先天的优势，他去做一些不平凡的工作会更好。在英王陛下部下不起眼的小岗位工作，对我来说算不上宏伟大业，但是康维的确是个了不得的人，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成为一个大人物是必然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他，因此我说我们不应该把那段回忆忘记时，我认为我说的话合情合理。我们在中国中部地区再次相遇的时候，尽管他脑袋里想不起任何东西，对以前经历过的事情也迷迷糊糊的，但是他身上还保留着那种独特的魅力。”

卢瑟福陷入对过去的怀念之中，他愣了一下，继续说道：“你可以想象到，我们过去的友情在客船上重新开始。我将我所了解到的所有关于他的情况如实相告，他认真地听着，那神情有点儿令人笑。他完全记得来到重庆之后遭遇的每一件事。更有意思的是，他一直记得他以前学过的几门语言，例如他对我说，他的印度斯坦语说得不错，他肯定自己以前和印度有交集。

“客轮在横滨就载满乘客了，刚上船的乘客里有一位钢琴家叫西夫金，他在此处换乘，准备前往美国进行巡回演奏。他和我们同在一张桌子上就餐，偶尔使用德语与康维交流，由此可知，昔日的康维是如此开朗并善于谈话，撇下他失去记忆不说，就正常的社交活动而言，人们实在是难以看出他有什么问题。

“从日本出几天后的一个晚上，西夫金被乘客们邀请到轮船的甲板上演奏钢琴，康维和我一起去聆听他的独奏。他琴技高，一切都无可挑剔。他弹奏了好几斯卡拉蒂和勃拉姆斯的曲子，还有不少肖邦的作品。在这期间，我多次现康维全神贯注地听着，这自然得益于他以前较好的音乐修养。后来，听众一而再，再而三地请求他返场演出，他愉快地答应了，于是音乐会一直进行着，也许某些狂热的音乐爱好者早已在钢琴旁边围观了。他好像对肖邦情有独钟，所以又演奏了好几肖邦的曲子。最终他停止演奏，往门口走去，一群乐迷紧紧将他包围，他显然觉得自己为他们演奏了不少曲子。这时候，奇怪的事情生了。康维走到钢琴前坐下，弹起一节奏欢快的乐曲。我听不出这曲子是谁创作的，但是康维的这支乐曲引起了西夫金的注意，他兴奋地返回甲板，问康维这曲子的名字，康维半天没回答，并露出奇怪的神情，然后对西夫金说他也不清楚。西夫金惊呼这不可能，情绪更加激动。康维苦思冥想，结果回答说这是肖邦的练习曲。我认为他说的话不可信，因此在西夫金否定他的答案时，我并没有觉得很意外。然而，康维突然大雷霆，这使我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他从来没有对什么事情表现出过强烈的个人情感。‘亲爱的朋友，’西夫金试图解释，‘我对肖邦的作品十分熟悉，我非常肯定他从过来没有创作过你刚刚弹奏的那乐曲。他写这种曲子的可能性很大，因为他的风格亦是如此，但是他确实没有创作过这曲子，你可以把这曲子的乐谱给我瞧一瞧吗？无论是什么版本都可以。’康维一本正经地回答：‘噢，是啊，我记起来了，这曲子一直没有被公开表出来。这是我从一个跟随肖邦学习的学生那里知道的，我还学习了另一没有被表出来的曲子，我也是因为他才知道的。’”

卢瑟福一边朝我使眼色，一边继续说：“我不知道你对音乐的了解有多深，即使你不懂，我也十分肯定，你绝对可以想象出西夫金和我在听到康维紧接着弹奏的曲子时，那激动不已的心情。我非常清楚这是他过去的记忆偶然涌现在现实中的一次表现，同时这也是帮助他寻回记忆的最好的办法。西夫金满脑子都在思考这个匪夷所思的音乐问题。确实，这太让人疑惑了，因为肖邦的去世时间是1849年。

“所有的事情如此奇怪，使人困惑不已。也许我还要顺便说一说，那时候大概有1o个人在场，当中还有一位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教授，当然，从时间方面而言，康维的说法成立的可能性极低；但是人们无法证明这曲子的存在，如果这两曲子并非康维口中所说的肖邦的练习曲，那它们又是怎么来的呢？西夫金信誓旦旦地对我说，如果过去有人把这两曲子表出来，它们肯定会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被钢琴家们当作保留曲目。或许这种说法过于夸张，但也可以看出西夫金对这两曲子的评价之高。半天下来，大家的争论没有得出一个统一的结果，康维还是对自己的说法深信不疑。他看起来有点疲惫，我便赶快带他离开，让他回到屋里躺下歇息。最终我们决意使用留声机将这两乐曲记录下来。西夫金表示他一抵达美国就会迅张罗录音的事情。康维同意一起到音乐会去参加演出，但是最后他食言了。因此我常常感到很可惜，不管怎样，这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

卢瑟福看了看手表，告诉我现在去坐火车还有点早，而他快要把故事说完了。“遗憾的原因是康维的记忆在弹钢琴的那天夜里恢复了。那时候我们已经分别返回各自的舱室休息，但是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睡，他走进我的客舱对我说他想起了一切。他脸部的肌肉绷得紧紧的，显露出哀伤的神情，我只能如此形容，因为那种悲伤深入骨髓，如同一般人的悲伤，你是明白的，我想说的是——那种表情近乎冷漠，而且毫无特点，中间还夹杂着一点无可奈何和失落。他说他的记忆恢复了，就在西夫金演奏之时，他逐步回想过往的事情，尽管只是一些零碎的片断。他一直在我的床边坐着，我劝他慢慢回想，而后以他自己的方式告诉我一切。我对他说，看到他的记忆恢复了，我十分开心，可是假如他一开始就想要遗忘这些事的话，我的心情会因此而忐忑不安。他缓缓抬头，对我讲了一句我觉得抬举我的话。‘感谢神，卢瑟福，’他说道，‘你的想象力实在是太丰富了。’不一会儿，我起身整理好着装，叫他也把衣服穿好，然后一起去甲板上散心。那天晚上很安静，繁星满天，而且很温暖，大海苍茫，看上去就如凝结的牛奶一般。除去机器的轰鸣声，我们就像漫步在广场上似的。我没有打断康维也没有向他问，任凭他随心所欲地表述他的经历。天快要亮的时候，他开始娓娓道来，一直到早餐时分才结束，太阳早已升上高空。我所说的‘结束’不是说他不再和我说其他事。接下来的某一天晚上，他又和我说了更多重要的事情。当时他很不开心，难以入睡，因此他又不断地讲述，滔滔不绝。客船在第二天午夜准时抵达旧金山，我们整夜都在船舱里饮酒聊天。直到1o点钟，康维离开了，之后我就再也不曾见过他了。”

“你的意思不会是说……”我脑海中浮现出一个自杀的场景——一个平和淡定的自杀情境。我只有在由圣卢岛前往君王镇的邮轮上见过这样的情景。

卢瑟福哈哈大笑：“噢，天哪，不是的，他不是这样的人。他只是在我放松警惕的时候溜走了，想要上岸是极其简单的事，可是如果我让人去找他，他就会明白躲避追踪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当然了，我确实也让人去寻找过他，但是之后我才知道他想方设法搭乘一艘货运船，在船上做船工，这艘船将一直往南到斐济去运香蕉。”

“你怎么知道这事的？”

“很简单，因为我在3个月后收到了他从曼谷寄过来的信，他在信中捎带了一张汇票，意在偿还我为他支出的所有费用。他还在信中感谢我，并且告诉我他过得很好，正准备向西北方向开始他的长途旅行，当时就说了这么多。”

“他的意思是他打算去哪儿？”

“是啊，意思含糊，太敷衍了，曼谷西北方向的地方那么多，柏林也算啊。”

卢瑟福沉默了一会儿，将我和他的酒杯斟满。

“我不知道这是因为故事本身离奇，还是他把故事讲述得这么古怪。那两乐曲的出处更是令人费解，但康维能去到那所中国教会医院的事实更让我感到疑惑。”我把我的想法告诉卢瑟福。卢瑟福说：“事实上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已。”“那他是如何到达重庆的呢？”我问，“我认为他那天在船上的时候就说给你听了。”

“他的确给我说了其中的一部分，但是这部分令人难以置信。我和你聊了那么多，剩下的事情我要吊一下你的胃口。我只能告诉你那个故事相当长，恐怕在你去赶火车之前都讲不完。正好我有一个简单的办法；我一直对自己的文学创作能力没什么信心，但是康维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我，使我情不自禁地反复回味，因此我立刻行动起来，将他在客船上说过的事情做了一个简单的记录，这样我就没那么容易忘记当中的细节了，之后，故事中的一些情节慢慢侵占了我的思绪，一种创作激情推动着我让我进一步把这些情节碎片串联成一个独立的故事。我并不是想要虚构或改编什么，而是因为他所描述的故事素材已经够多了。他很健谈，仿佛天生就会营造一种说话的气氛，而且我还认为自己能够理解他的意思。”他一边说，一边拿起公文包，从里面拿出一沓打印好的稿子，“这给你，全都在这里了。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你觉得我不相信这个故事吗？”

“噢，不要太早妄下断言，可是请你务必记得，如果你真的相信它，那就印证了特图利尔的著名言论——你还记得吗？——世间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这个说法不会太差，总而言之，请你把你对所有事情的想法告诉我吧。”

我拿走手稿，在通往奥斯登的列车上将大部分内容阅读完毕。我本来想要回到英国之后再给卢瑟福写一封很长的信，顺便将手稿捎还给他。可这件事被我拖延了几日，在我还没来得及寄信的时候，卢瑟福的短信却送到了我的手上，他在信中说他又要去周游列国，地址在一连几个月内都不固定。他正准备去克什米尔，接着去“东方”。我一点也不觉得惊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