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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章 重阳日（第1页）

九月初九，重阳。

傅云舟到报馆时，天刚蒙蒙亮。他推开那扇漆色斑驳的木门，听见里面传来油印机的吱嘎声，混杂着陈先生低低的咳嗽。

“傅先生来了？”陈先生从里间探出头，眼镜滑到鼻尖，手里还拿着一沓稿纸，“正好，创刊号清样出来了，您给把把关。”

傅云舟接过清样，在靠窗的桌前坐下。晨光透过糊着高丽纸的窗格，在纸上投下菱形的光斑。头版头条是陆承钧的署名文章《告北地父老书》，谈的是减税和修路的事，文字质朴，没有空话。

“少帅亲自写的？”傅云舟有些意外。

“少帅口述，我整理的。”陈先生倒了两杯粗茶，“他说要写得让种田的、做工的都能听懂。改了五稿呢。”

傅云舟仔细读下去。文章没有回避北地财政的困难，坦陈减税可能导致军饷吃紧，但承诺“三年内，必不让弟兄们饿着肚子守城”。也提到修路的花销大，但“路通财通，今日投一文，明日收十文”。

这不是他从前在省城报纸上常见的文章——要么歌功颂德，要么愤世嫉俗。这篇文章有困境、有对策、有承诺，像一份朴素的家书。

“写得实在。”傅云舟放下稿子。

陈先生笑了：“少帅说，老百姓最恨两样：一是被骗，二是被糊弄。所以他宁可把难处说在前头。”

傅云舟点点头，继续看其他版面。有时评栏，谈的是秋粮收购的价格问题；有新知栏，介绍新式农具和轮作法；还有文艺栏，登了几白话诗和一篇短篇小说，写的是码头工人的生活。

“文艺栏的稿子哪来的？”傅云舟问。那篇小说笔法稚嫩，但细节真实，显然作者熟悉底层生活。

“征稿征来的。”陈先生有些得意，“我们在城门口贴了告示，不论身份，只要写北地的人和事，都可以投稿。这篇是个码头记账先生写的，第一次投稿，我帮他改了改错别字。”

傅云舟心中一动。这种开放的态度，在省城大报馆是见不到的——那里的编辑只认名家，或者有背景的文人。

“我的专栏放在哪版？”

“二版，时评下面。”陈先生翻到那一页，“您看这个位置行吗？每期一千五百字左右，题材您自定，只是清样要送督军府过目。”

傅云舟看着那个预留的空白位置，忽然觉得肩上有重量。这一千五百字，不再是随心所欲的抨击，而是要对北地几十万百姓负责的文字。

“第一期我写什么？”他问。

陈先生推了推眼镜：“少帅说，您初来北地，不妨写写见闻。真实的见闻，好的坏的都可以写。只是……”他顿了顿，“最好能有建设性的意见，不止是指出问题。”

这个要求很微妙。傅云舟沉默片刻，点点头：“我明白了。”

接下来的几天，傅云舟白天在报馆看稿、校对，傍晚就在城里转悠。他去了粮市，看农民如何与粮商讨价还价；去了码头，听搬运工抱怨脚行抽成太高；甚至去茶馆坐了半天，听茶客们闲聊——从今年的收成，到督军府新颁的《禁烟令》，再到冯旅长手下又打了谁家儿子。

这些细碎的见闻，拼凑出一个更真实的北地：有进步，也有积弊；有希望，也有怨气。

重阳节那天下午，傅云舟正在修改专栏稿，报馆门被推开，沈清澜带着春桃走了进来。她手里提着一个食盒，一身藕荷色夹袄，外罩月白坎肩，头在脑后绾成简单的髻，插一支素银簪子。

“陈先生，云舟哥。”她微笑，“过节了，带了些重阳糕来，大家尝尝。”

春桃把食盒放在桌上，打开盖子，里面是码得整齐的枣糕和栗子糕，还冒着热气。

报馆里除了陈先生和傅云舟，还有两个年轻的校对员，都是本地师范学堂毕业的学生。看见沈清澜，都拘谨地站起来行礼：“少夫人。”

“不必多礼。”沈清澜摆手，“辛苦各位了。报纸后日就要付印，听说这几天都在熬夜？”

陈先生忙道：“应该的，创刊号总要做得像样些。”

沈清澜走到傅云舟桌前，看见他摊开的稿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又涂改了许多处。

“写得还顺手吗？”她轻声问。

傅云舟放下笔，揉了揉眉心：“比想象中难。从前写文章，只管自己痛快。现在下笔，总要想着这话出去会有什么影响。”

“这是好事。”沈清澜在他对面坐下，“话语有重量，才该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