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的眼皮按不住的直跳。
他死死盯着那行字,像是要把报纸盯出一个洞。
然后他飞快的扫过正文……
“……原告陈刘氏自称被告陈之安之祖母,主张继承位于金鱼胡同23号之房产……”
“……被告当庭出示房产证及赠与公证书,证明该房产已于1965年过户至其名下……”
“……被告当庭质疑,若原告确为其祖母,则其大伯陈诚同志在部队档案中‘独生子、父亡’的记载涉嫌欺骗组织……”
每一个字都像一根刺,扎进陈诚的心脏,扎得他不生不死,扎得他双眼赤红。
他感到一阵天旋地转。
报纸从他手中滑落,搪瓷缸“哐”的一声砸在地上,茶水溅了一裤腿。
“长?”勤务兵跑进来。
陈诚摆摆手,说不出话。
他弯腰捡起报纸,又看了一遍。再看一遍。第三遍。
他希望是自己眼花,是重名,是记者胡编乱造。
但金鱼胡同23号、陈之安、陈诚,白纸黑字,清清楚楚。
他陈诚的名字,就这样印在了报纸上,和欺骗组织,四个字紧紧挨在一起。
他缓缓坐倒在椅子上。
完了。
全完了。
他熬了三十年。
从排长到连长,从连长到营长,从营长到团长。
他谨慎小心,如履薄冰,每一个脚印都踩得结结实实。
文革最乱的时候,别人忙着造反、批斗、站队,他埋头抓训练、搞演习。
他不参与任何派系斗争,不在任何大字报上签名,不跟任何风云人物走得太近。
他把自己裹成一颗石头,冷硬、沉默、不起眼。
他就怕暴露他是资本家的后代,所以他在档案里写了“独生子”。
所以他在弟弟被批斗时保持沉默,所以他十年来对侄子侄女不闻不问,连父亲被批斗伤重过世他都不敢报仇。
他隐忍这一切,就是为了爬得更高,他需要有更大的话语权。
他不是不内疚。他内疚了很多年。
文革结束,他以为这一切终于要过去了。
职务马上落实,军衔已经到手,再他退休之前怎么也能升到将军,以后子女再不济也是将门之后。
结果他的亲娘,他唯一的亲生母亲,在他七十寿辰后的第三天,把他告上了报纸。
不是告别人,是告陈之安。
但告陈之安,就是告他。
陈诚捧着报纸,手抖得像风中的枯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