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摆了摆手,一脸唏嘘的回答道:
“这就是文学家的日常生活吗,还是算了吧!我可没有这么高端,也不想露怯!”
…
接下来几天里,几个西方文学媒体纷纷刊载了山河的专访。
内容与采访出入不大,但用的标题却有几分特殊的意味。
“华夏丘——一个超脱于华夏的新生代文学天才!”
“我只追随我的时代!——专访华夏丘。”
“我的伤痛来自于我的民族——华夏丘访谈自述!”
…
山河看着一篇篇立场明显带着种种疑义的采访报道,轻轻的笑了笑便把他们丢在了一边。
西方人有西方人的态度,这与我何干!
我要去欣赏属于我们的民族珍宝,莫高窟才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璀璨明珠,河西走廊才是华夏文明形成的出入口。
华夏两千年前,就开始了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数千年传承的底蕴让我们有着更强大的包容性,更蓬勃的生命力。
我们的骄傲你们不懂!
(本章完)
比如《巴黎评论的记者就这样问他:
“丘,你未来还会继续现在的生活?继续当导演,拍电影来娱乐大众?”
“当然!”
山河回答的很肯定,
“文学诞生的初衷就是娱乐大众,至于其中赋予的种种内在,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从十几岁第一次为妹妹写日记开始,我的初衷就没有改变,我希望更多人看到我的文字,希望用普通人能接受的笔触来解读一个故事,电影也是如此,文字和图像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在我的脑子里两者是相互成就的,这让我十分着迷!”
“在你看来,新一代主流文学作家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我代表不了新一代主流文学作家,我甚至对自己是否是主流文学作家都不确定,文学在我这里没有主流和商业之分,我们面对的是互联网时代,资讯高度发达,未来的主流文学必然要面对更多的读者,面对着商业化。
小说写的再好,只有一小撮人能读懂,只有极少数人与你共情,这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
…
这些西方媒体对山河的提问很广泛,从文学到生活,再到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有提及,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就对山河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
“丘,你作为一个新生代华夏人,是怎么看待时代留下的伤痛,毕竟这些伤痛才是文学作家的灵感之源?”
山河看了看这个话中有话的中年记者,微微的笑了笑,
“世界有许多伤痛,华夏的伤痛更多,最大的伤痛就是我们曾经一直走在世界的前方,但被西方现代科技所打败,由此留下了巨大的伤口,整个华夏用了近两百年的时间来愈合这个流血的伤口,而近代华夏几乎所有的时代伤痛都是为了疗伤!
任何时代都不是完美的,或许作家需要揭露黑暗、反应现实,但那应该是作者的生活体验和真实想法,如果刻意的去贩卖炒作时代伤痛,那就本末倒置了,其行为令人不耻!”
这个记者依然不肯罢休,继续问道:
“华夏的经济在极速的向前发展,但相对应的其他方面好像依然停留在二十年前,你认为这种状态健康吗?”
面对着这位优越感满满的典型西方记者,山河说的很直接,
“当你评论一个人或者国家的时候,需要切身了解她的历史和现状,并不是站在高处,道听途说后,就指手画脚!
你们或许没有品尝过国家落后给民众带来苦难,但我们经历过,我的祖辈们不止一次的跟我说起过那些苦难的历史,被人践踏和侵略的眼泪与鲜血在华夏不能再一次发生,这是全华夏的共识,所以我们致力于强壮自我。
至于你说的二十年从未改变,我并不认同,你眼中的改变无非是什么民主人权之类政治理念,华夏与西方的历史不同,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着许许多多的差异,你用西方人的标准来看待华夏人,必然会产生许多误解,我建议你应该多了解华夏,就像我们了解欧洲一样!”
西方主流文学界对华夏的眼光是陌生而又悲怜的,在他们看来一个好的华夏文学作家就应该揭露愚昧,批评现实,把华夏形容成他们眼中的模样。
比如俞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比如莫言的《丰ru)肥(tun)和《蛙。
山河的小说里几乎没有这些,他过往最出名的两部作品写的都是西方的阴暗和缺陷。
而这部《少年易的奇幻漂流里更是超脱了政治和人种,把目光投向了整个人类的哲学思辨。
这与他们眼中的华夏文学家差别甚大,所以,在众多的采访中,这种差异表现的很明显。
《凯尼恩评论的记者就直接对山河发问:
“近代华夏文学经历了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和现在的先锋文学,丘,你作为新一代华夏文学作家,与他们差别极大,你是怎么看待华夏文学现状,怎么看待华夏的文学作家?”
山河思考了片刻,回答道:
“他们都是我的前辈,我父亲很喜欢他们的作品,他们是我写作的引领者,我很钦佩和尊重他们!
华夏经历过一些特殊的苦难,思想和生活都受到了巨大的压抑,当一个人从极致的压抑中获得解放的时候,他的思想是无比活跃和新奇的,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华夏八九十年代经历了一次巨大的文学思潮,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就是这种思潮的产物,这是时代给华夏留下的产物,到现在依然是华夏的主流文学。
但我所处的年代不同,我出生在农村,在县城里懂事,在城市中学习,在全球资讯中长大,这决定了我们这一代人与父辈的思想有着巨大的差异,文学植根于历史文化,追随于时代的脚步,我与父辈们没有什么不同,他们追随着他们的时代,而我追随着我的!”
…
《法兰西杂志的采访者同样问道:
“你的华夏前辈都在描述人性的丑陋,社会的阴暗,而你的小说里丝毫看不到这一点,这是为什么,因为你是个民族主义者还是在刻意的掩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