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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汉纪十（第3页）

总结道：匈奴难以制服，由来已久；掠夺骚扰是他们的天性（所以为业也）。从上古虞、夏、殷、周各朝，都不把他们当作臣属百姓来治理约束（弗程督），而是当作禽兽看待（禽兽畜之）。陛下若不借鉴古圣先王的做法（上不观虞、夏、殷、周之流），反而沿袭近代（秦、高祖）的失误，这正是臣最大的忧虑，也是百姓深以为苦的事情。

严安上书（节选）：?严安主要抨击奢侈风气和过度扩张：

指出当今社会奢侈成风：人们在车马、衣裘、宫室等方面竞相攀比修饰（竞修饰）；音乐追求繁复韵律（调五声使有节族），服饰追求华丽花纹（杂五色使有文章），饮食堆满面前（重五味方丈于前），以此炫耀欲望。民众看到奢华就羡慕，这是诱导人们奢侈。奢侈无度导致物资无法满足需求（不可赡），百姓就会放弃农业（本）去追逐工商业（末）。工商业的利益不能凭空得来，于是官吏不惜欺诈（缙绅者不惮为诈），豪强以杀人抢劫炫耀（带剑者夸杀人以矫夺），社会风气败坏却不知羞愧，犯罪的人越来越多。

他建议：制定制度约束奢靡之风，使贫富差距不至于过分悬殊（贫富不相燿）以安定人心。人心安定，盗贼就会消失，刑罚减少，阴阳调和，万物繁盛。

以秦始皇为例：野心膨胀（意广心逸），想威震海外。北派蒙恬攻匈奴，南派尉屠睢率水军攻百越。当时秦朝北方受困于匈奴，南方受阻于越人（南挂于越），军队长期驻扎在无用的地方，进退两难。持续十多年，壮丁披甲作战，壮女运输粮草，民不聊生；路边树上常见自缢而死的人（自经于道树），死者无数。秦始皇一死，天下大乱，秦朝灭亡断绝祭祀（灭世绝祀），这都是穷兵黩武的祸患。周朝灭亡在于衰弱，秦朝灭亡则在于过分逞强（强），都是未能适时调整治国方略的恶果（不变之患也）。

批评当下朝廷政策：如今朝廷经营西南夷，迫使夜郎朝拜，招降羌人、僰人，攻略薉貊设郡，建立城邑；又深入匈奴境内，焚烧其圣地龙城（燔其龙城）。议论者（大臣们）赞美这些行动（美之）。但这只是对大臣们个人有利（人臣之利），绝非国家长治久安之策（非天下之长策也）。

徐乐上书（核心论点）：?徐乐提出“土崩瓦解”的治国警示：

“臣听说国家的祸患在于底层‘土崩’，而不在于上层‘瓦解’，古今道理相同。

什么是‘土崩’？秦朝末年就是。陈胜没有诸侯的尊贵地位（千乘之尊）、广袤的领土（疆土之地），自身不是王公贵族、名门望族之后，在乡里也没有什么声誉，没有孔子、曾子、墨子那样的贤德，也没有陶朱公（范蠡）、猗顿那样的财富。然而他从穷街陋巷奋起（起穷巷），挥舞着简陋兵器（奋棘矜），振臂高呼，天下人便闻风响应。原因何在？在于百姓极度困苦而君主不体恤（民困而主不恤），下层怨恨而上层不知情（下怨而上不知），风俗败坏而朝廷不整治（俗已乱而政不修）。这三条，就是陈胜得以利用的条件（资），这就叫‘土崩’。所以说国家的祸患在于‘土崩’。

什么是‘瓦解’？汉初吴楚七国之乱就是实例。七个诸侯国谋划反叛（谋为大逆），都是号称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万乘之君），军队几十万（带甲数十万），他们的威势足以震慑境内（严其境内），财力足以激励军民（劝其士民）；然而他们却不能向西夺取汉朝一寸土地，反而在中原地区被朝廷擒获（身为禽于中原），原因何在？不是因为他们的权力比平民还小，军队比陈胜还弱。那是因为当时文帝、景帝的德政根基深厚（先帝之德未衰），安于本土、乐享生活的百姓众多（安土乐俗之民众），所以诸侯们得不到境外的支持（无竟外之助），这就叫‘瓦解’。所以说国家的祸患不在于‘瓦解’。

这两种现象（土崩瓦解），是国家安危的关键所在（安危之明要），是贤明君主必须特别留意并深入考察的（贤主之一留意而深察也）。

近来，关东地区连年粮食歉收（五谷数不登），收成尚未恢复（年岁未复），百姓大多穷困，再加上边境战事负担（重之以边境之事）。按照常理推断（推数循理而观之），民众本该有不安于现状的了。不安现状就容易骚动（易动），骚动就是‘土崩’的苗头啊！所以贤明的君主能洞察万物变化的根源（独观万化之原），明了安危的关键（明于安危之机），在庙堂之上修明政治来消除尚未形成的祸患（销未形之患），其根本目标就是确保国家不出现‘土崩’的趋势（使天下无土崩之势）。”

上书结果：?

奏书呈上后，武帝召见了主父偃、严安、徐乐三人，对他们说：“你们几位都在哪里？为何我与你们相见如此之晚啊！（何相见之晚也）”都任命他们为郎中（皇帝侍从官）。

主父偃尤其受到武帝亲近宠信（亲幸），一年之内四次升迁，成为中大夫（皇帝高级顾问）。大臣们都畏惧他的言词（畏其口），纷纷向他行贿，累计达千金之多。有人对他说：“你也太横行了！（太横矣）”主父偃说：“我活着如果不能用五鼎（诸侯礼制）享用美食（吾生不五鼎食），死了就用五鼎被烹煮好了（死即五鼎烹耳）！”

汉武帝元朔二年（甲寅年，公元前127年）?

冬季：武帝赐给淮南王刘安几案和手杖（几杖），特许他不必入京朝见（毋朝）。

主父偃献策“推恩令”：?

主父偃向武帝献策：“古时候诸侯的封地不过百里（诸侯不过百里），这样中央容易控制诸侯的强弱形势（强弱之形易制）。如今诸侯的封地有的连城数十座，土地纵横千里。他们平时骄奢淫逸（缓则骄奢），容易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易为淫乱）；一旦朝廷要削夺他们的权力（急），他们就会凭借强大实力联合起来对抗朝廷（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如果依法强行削藩，就会激起他们造反的念头（逆节萌起），就像当年的吴楚七国之乱因晁错削藩而引起一样（前日晁错是也）。

现在诸侯王的儿子们少说有十几个，只有嫡长子（适嗣）能继承王位，其他人虽然是亲生骨肉，却没有尺寸之地的封邑（无尺地之封），这样就无法体现朝廷的仁孝之道（仁孝之道不宣）。

希望陛下下令，允许诸侯王把恩泽推广开来（推恩），把自己的封地分封给所有的子孙（分子弟），让他们也成为侯爵（以地侯之）。这样，每个王子都会因为实现了愿望而高兴（人人喜得所愿）。皇上名义上施行恩德（上以德施），实际上却分割了诸侯国（实分其国），不用强行削藩，诸侯的势力就自然逐步削弱了（不削而稍弱矣）。”

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次年（元朔二年）春季正月，下诏说：“诸侯王中如有愿意推广私恩（推私恩）分封领地给子弟的，请各自拟定方案上报（条上），朕将亲自为他们确定封号和爵位名称（临定其号名）。”于是诸侯国开始被分割，诸侯王的儿子们都被封为侯爵（子毕侯矣）。

卫青收复河南地（河套地区）：?

匈奴入侵上谷、渔阳，杀害掳掠官吏百姓一千多人。

武帝派遣卫青、李息率军从云中郡出，向西打到陇西郡（今甘肃东部），在黄河河套以南地区（河南地）攻击匈奴的楼烦王、白羊王部落，斩杀俘获匈奴数千人，夺取牛羊一百多万头，赶跑了白羊王、楼烦王，一举收复了黄河河套以南的广大领土。

武帝下诏封卫青为长平侯。卫青的校尉苏建、张次公也立有战功，封苏建为平陵侯，张次公为岸头侯。

主父偃建议：“河套地区土地肥沃丰饶（肥饶），外有黄河天险（外阻河）。当年蒙恬曾在那里筑城以驱逐匈奴（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在这里设郡，对内可以减少长途运输粮饷的耗费（内省转输戍漕），对外可以扩展中原疆域（广中国），是消灭匈奴的根本策略（灭胡之本也）。”

武帝将主父偃的建议交给公卿大臣讨论，大家都认为此议不妥（言不便）。但武帝最终采纳了主父偃的计算（用偃计），设置朔方郡（郡治在今内蒙古杭锦旗北），派苏建征调十多万民工修筑朔方城（朔方城），并重新修缮秦朝时蒙恬所建造的要塞（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凭借黄河巩固边防（因河为固）。由于水路运输粮饷路途极其遥远（转漕甚远），从崤山以东（山东）的百姓都承受了沉重的劳役负担（咸被其劳），耗费的钱财达数百亿巨万（数十百巨万），国库（府库）都空虚了；同时，汉朝也放弃了上谷郡远在边塞之外的斗辟县（地形险要突出部分）造阳一带的土地给匈奴。

三月乙亥晦（二十九日）：出现日食（日有食之）。

夏季：招募十万百姓迁移到朔方郡定居（徙朔方十万口）。

主父偃献策徙豪强：?

主父偃又向武帝建议：“陛下刚刚开始修建茂陵（武帝陵寝），可以将天下的豪强（豪桀）、兼并他人财产的大户（并兼之家）、好惹是生非的人（乱众之民），都迁移到茂陵邑去居住。这样对内可以充实京师（内实京师），对外可以消除地方的不安定因素（外销奸猾），这就是所谓的不用诛杀就消除了祸害（不诛而害除）。”

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将各郡国的豪强以及家产在三百万钱以上的富户（訾三百万以上），一律迁徙到茂陵邑定居。

郭解案与游侠之议：?

轵县人（今河南济源）郭解，是关东地区有名的大侠，也在被迁徙到茂陵的名单中。大将军卫青替他向武帝求情：“郭解家中贫困，不符合迁徙标准（訾三百万以上）。”武帝说：“郭解一个平民，权势大到能让将军替他说话，这说明他家根本不穷。”最终还是迁徙了郭解一家。

郭解一生因为极小的怨恨（睚眦）就杀过很多人。武帝得知后，下令官吏逮捕郭解治罪。但郭解所犯的杀人罪行都生在朝廷颁布大赦令之前（在赦前），依法可能免罪。

轵县有个儒生陪着朝廷派来的使者闲坐，有门客称赞郭解，儒生说：“郭解专门干奸邪勾当触犯国法，算什么贤人！”郭解的门客听说后，杀了这个儒生，还割掉了他的舌头。官吏因此责问郭解，郭解确实不知道是谁杀的，杀人凶手最终也查不出来（竟绝），无人知晓其身份。官吏上奏认为郭解无罪。

御史大夫公孙弘评议道：“郭解身为平民（布衣），却行使侠客的权威（为任侠行权），因一点小怨就让人去杀人。郭解虽然不知道这次杀人是谁干的，但这件罪过比他亲自杀人还要严重（此罪甚于解杀之）。应当判他‘大逆无道’之罪（最严重的罪行）。”于是武帝下令将郭解灭族（族郭解）。

班固论游侠：?

班固评论说：古时候天子分封诸侯国，诸侯分封卿大夫采邑（立家），从卿大夫到平民百姓，各有等级差别（各有等差），因此百姓安心侍奉上级，下级没有非分之想（下无觊觎）。周王室衰微后，礼乐征伐由诸侯擅自决定。齐桓公、晋文公之后，大夫世代掌权，甚至家臣（陪臣）也能号施令（执命）。到了战国时代更是每况愈下（陵夷），各国合纵连横，于是列国公子如魏国信陵君（无忌）、赵国平原君（赵胜）、齐国孟尝君（田文）、楚国春申君（黄歇），都凭借王公贵族的势力，争相充当游侠，连鸡鸣狗盗之徒（鸡鸣狗盗）也都受到礼遇。赵国丞相虞卿，抛弃国家、不顾君主（弃国捐君），去解救穷困的朋友魏齐的危难；信陵君魏无忌，盗窃兵符、假传君命（窃符矫命），杀死大将、夺取兵权（戮将专师），去救援平原君的急难；他们都因此受到诸侯国的看重，名扬天下，那些慷慨激昂的游说之士（扼腕而游谈者），都以这四位豪杰（四豪）为选人物。从此，“为私交而死，不顾公义”（背公死党）的歪理形成，“忠于职守、奉事君主”（守职奉上）的大义被废弃了。

等到汉朝建立，法网宽松（禁网疏阔），也没能纠正这种风气。因此代国丞相陈豨外出随从的车有一千辆，吴王刘濞、淮南王刘安也都招揽宾客数以千计。外戚大臣如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等人在京城互相攀比竞争（竞逐），民间游侠如剧孟、郭解之流在街巷横行（驰骛于阎闾），在州县范围内逞威风（权行州域）。他们的势力可以折服公侯（力折公侯），百姓羡慕他们的名声事迹（众庶荣其名迹），向往不已（觊而慕之）。即使他们触犯法律被判刑，自己也认为是为了成全名声而死（杀身成名），就像古代的季路（子路）、仇牧那样，死而无悔。所以曾子说：“君主丧失正道，百姓早就离心离德了（民散久矣）。”如果没有圣明的君主在上位，用善恶标准来引导，用礼法来约束，百姓怎么可能知道禁令而回归正道呢！

按照古代正统标准（古之正法）：春秋五霸是三代圣王的罪人（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而战国六国又是五霸的罪人（六国，五伯之罪人也）。那么信陵君等四位豪杰（四豪），又是六国的罪人（又六国之罪人也）。更何况像郭解之流，以一个平民的卑微身份（匹夫之细），窃取了生杀予夺的大权（窃杀生之权），他的罪行本来就该杀无赦（罪已不容于诛矣）。看他为人温和善良、博爱（温良泛爱），救济穷人、帮助急难（振穷周急），谦逊退让、不炫耀功劳（谦退不伐），也算有与众不同的品质（有绝异之姿）。实在可惜啊（惜乎），他不走道德正路（不入于道德），却放任自己混迹于末流（苟放纵于末流），落得身死族灭（杀身亡宗）的下场，并非不幸啊（非不幸也）！

荀悦论“三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