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八点,于龙站在安监局门口。
天阴得厉害,云压得低,风吹脸上冷飕飕的。他在门口站了两分钟,抽完一根烟,把烟头掐灭扔进垃圾桶,推门进去。
调查持续了两个小时。
问话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问题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个:脚手架谁搭的?安全员是谁?事时你在哪?你知不知道工地存在安全隐患?
于龙一遍一遍地回答,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楚。问到后来嗓子都哑了。
出来时快十一点了。他站在门口揉太阳穴,脑袋嗡嗡的。
“于总,您先回去休息。”陪同的马律师说,“这边我盯着。”
于龙摇头:“没事。”
他往前走了几步,突然听见一阵哭声。
很压抑的哭声,像是憋着不敢放声那种。于龙循声看过去,安监局门口的台阶下,蹲着一对老人。
六十多岁,穿着洗得白的旧衣服。老太太趴在老头肩上哭,老头红着眼眶,一下一下拍她的背。
于龙脚步顿了顿,走了过去。
“大爷,咋了?”
老头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全是血丝。他看了看于龙,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老太太哭得更厉害了:“我儿子……我儿子要死了……”
于龙蹲下来,耐心听他们说完。
老两口姓周,从邻县农村来的。儿子在滨海一个工地打工,半个月前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腿断了,腰也伤了,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包工头开始还拿了几千块钱,后来人跑了,电话打不通。医院催缴费,再交不上就要停药。
“我们找了好几天了,找劳动局,找信访办,找哪儿都没用……”老头说着,眼泪也下来了,“我儿子才二十八,媳妇刚怀上孩子……这可咋整……”
于龙沉默了几秒。
他想起自己工地上的那个“伤者”李建国,想起那封恐吓信,想起网上那些骂他的话。他想起自己现在也是一屁股烂账,项目停工,舆论抹黑,七天的倒计时像一把刀悬在头顶。
他应该走的。他自己都顾不过来。
但他没动。
他蹲在那,看着这两个老人。老头的衣服上还有泥点子,老太太的鞋底磨破了,露出里面的布。他们的手粗糙得像树皮,指甲缝里是洗不掉的泥。
他想起了自己爹妈。当年他们是不是也这样,为了他求过谁?
“大爷,大娘,”于龙开口,“你们儿子在哪个医院?”
老太太说了个名字。
于龙站起来,掏出手机,拨了个电话。
“陈老,是我,于龙。上次您说的那个慈善医疗基金,还能申请吗?”
电话那头陈老说了什么。于龙点点头:“好,我让人把资料送过去。”
挂了电话,他又拨了一个。
“马律师,你还在安监局门口吗?过来一下,这儿有个案子。”
马律师小跑过来,看见老两口,愣了一下。
于龙把情况简单说了。马律师听完,推了推眼镜:“这个可以办,需要他们的身份证、医院的诊断证明、包工头的联系方式……能提供多少提供多少。”
老头一听,赶紧从怀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各种皱巴巴的纸。
于龙看着马律师接手,转身要走。
突然,老头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于龙吓了一跳,赶紧去扶:“大爷!别!”
老头不起来,拉着他的手,老泪纵横:“您是活菩萨啊!您是活菩萨啊!”
老太太也跪下了,磕头就要拜。
于龙急得脸都红了,使劲把他们拉起来:“大爷大娘,别这样,我受不起。我就打了个电话,没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