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初的陕北,黄土高原上的风已经带上了刺骨的寒意。
沟壑纵横的山峁间,零星点缀着几棵光秃秃的枣树,枝桠在寒风中瑟瑟抖。
天空是那种被风沙打磨过的灰蓝色,高远而苍凉。
延河水在河谷里静静地流淌,水面上结了一层薄冰,在正午的阳光下闪着碎银般的光。
陈轩站在延河南岸的山坡上,望着河对岸那座小城。
他的灰布长衫已经换了一身干净的,外面罩着那件深蓝色的棉袄,褡裢里除了几件换洗衣物和干粮。
除此之外,还多了一台从申海带来的莱卡相机。
相机里装着一卷还没有曝光的胶卷,那是他特意留给红延的。
快一年了。
从二月第一次见到峡公,到后来通过电台收到红延方面一封又一封措辞恳切的邀请电报,再到此刻站在延河水边,被陕北的黄土高原上那种特有的苍凉与厚重包裹。
这场赴约,他等了整整十个月。
河对岸,几个穿灰布军装的战士正在河边饮马。
马匹低下头,在结了薄冰的河水里啜饮,偶尔甩甩尾巴,喷出白色的鼻息。
战士们的军装上打满了补丁,膝盖和肘部磨得白,但每个人的腰杆都挺得笔直。
更远处的山坡上,隐约能看见一排排窑洞,窑洞前的空地上晒着金黄色的玉米棒子和红彤彤的辣椒串,在灰黄色的山体映衬下格外醒目。
这就是红延。
那些在电波里反复出现过的名字、那些在深夜里被译电员一笔一划抄录在纸上的指示、那些从千里之外传来的关切与期待。
它们都源自这片沟壑纵横的黄土地,源自那些住在窑洞里、穿着补丁军装、吃着小米饭却坚信自己能够改变中国的人。
陈轩深吸了一口干燥而清冽的空气,沿着土路朝渡口走去。
他身后跟着四个分身——一个是戴着圆框眼镜、穿着长衫的中年文士,手里提着一只藤编书箱;一个是穿着灰布军装、腰间别着驳壳枪的精干青年;一个是背着医药箱、头花白的老郎中;还有一个是面容朴实的挑夫,肩上挑着两只沉甸甸的藤箱。
在渡口,他们被两个持枪的哨兵拦住了。
“同志,从哪里来?”
哨兵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脸上的皮肤被高原的日头晒得黝黑,嘴唇干裂起皮,但声音洪亮,目光警惕。
“从申海来。”
陈轩从怀里掏出一封信——那是洪维在他出前交给他的介绍信,信上盖着红延方面的联络暗章。
信封上用工整的楷书写着收信人的代号,旁边有一行小字。
“面呈峡公先生亲启,洪。”
哨兵接过信,仔细看了看那枚暗章,又上下打量了陈轩几眼,然后立正敬礼。
“同志,请稍等,我这就去汇报。”
他转身朝不远处的一间土坯房跑去,皮靴在冻得硬邦邦的黄土路上扬起一小股灰尘。
陈轩站在渡口,看着延河对岸的窑洞群。
他的心跳得有些快,手心微微出汗——不是因为紧张,而是因为一种奇异的、穿越时空的敬畏感。
因为他非常清楚,河对岸的那些窑洞里住着什么人。
那些人的名字,他前世在历史课本上读过无数次,在纪录片里看过无数遍。
他们是这个民族的脊梁,是这个时代最清醒的头脑,是最坚定的战士,是他在穿越到这个时代后一直在寻找的答案。
而现在,终于要见到他们了。
激动,感动,还有……
自内心的敬仰和憧憬。
不一会儿,一个穿着灰布军装,戴着眼镜的中年人从土坯房里快步走出来。
他走到陈轩面前,伸出手,脸上带着陕北高原特有的质朴与热情。
“陈先生!可算把你盼来了!峡公同志半个月前就交代过,说你随时可能到,让我们在渡口守着。你这一路走了快一个月吧?峡公同志天天念叨,说不知道你路上顺不顺利。”
陈轩握住那只粗糙有力的手。
“路上耽搁了些日子。在苏北和鲁南建了几个据点,顺路处置了一些祸害老百姓的日伪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