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汉彰从卡车上跳下来的时候,夕阳的光线从他的正面照过来,刺得他眯起了眼睛。
那是西班牙内陆的黄昏,不是英国那种被雾气和云层过滤过的、温和的、绵软的、像是一块被水泡过的棉花一样的黄昏,而是那种直接的、暴烈的、像是有人在天空中点了一把火、把整片天空烧成了橘红色和深紫色和暗红色混在一起的、像是一块被烧得通红的铁板正在缓慢地冷却的黄昏。
他站在那里,眯着眼睛,看着前方。
那不是他在阿尔巴塞特的营地里看到的景象。这里的一切都像是被什么东西从上面压过了一遍,压扁了,压碎了,压成了粉末,然后被风吹散了,只剩下一些残骸,还有一些像是被打碎了的骨头被勉强拼在一起、用绷带和夹板固定住、等待愈合但不知道能不能愈合的碎片。
反坦克炮队的营地在一处干涸的河床旁边。河床不宽,大约只有十来米,河床的底部是灰白色的、干裂的、像是被太阳烤焦了的龟壳一样的泥巴。
河床的两侧是陡峭的土坡,土坡上长着一些矮矮的、灰绿色的、被太阳晒得白的灌木丛,灌木丛的枝条上挂着干枯的、卷曲的、像是被火烧过的叶子,那些叶子在风中微微颤动着,出一种极其细微的、纸片摩擦纸片的声音。
营地的帐篷不多,大约只有十几顶,散落在河床北侧的一片稍微平坦的空地上。看上去甚至比阿尔巴塞特营地里的帐篷还要破烂不堪。
空地的中央,摆着四门炮。
最左边的那两门炮是苏联的45毫米m1932型反坦克炮。它们的炮管比其他的炮短,炮口是平齐的,制退器的形状像一个被压扁了的漏斗。炮架的轮子是橡胶的,但橡胶已经老化了。看得出来,这个所谓的反坦克炮队,平时根本不会保养这些装备。
中间的那一门炮是西班牙国产的45毫米p1anetcia反坦克炮。它的样子比苏联炮粗糙得多,炮管不是光滑的,而是带着一圈一圈的、像是车床加工时留下的螺纹一样的纹路。王汉彰知道,这种炮是西班牙仿制的,性能很差,容易炸膛。
最右边的那一门炮,王汉彰在看到它的第一眼就愣住了。那是一门7o毫米山炮。王汉彰小时候在北洋直系的部队里见过,妥妥的老古董。没想到在西班牙,还能看到这种玩意儿。
反坦克炮队总共只有三十多个人。
三十多个人,四门炮。这三十多个人里,大部分是旅欧的中国学生和华侨。
王汉彰走进营地的时候,那些人正在吃晚饭。他们蹲在地上,手里端着搪瓷碗,碗里是灰色的、稀的、汤面上漂着几片不知道是什么菜叶的、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的汤。
他们看到王汉彰走过来的时候,有人抬了一下头,看了一眼,然后低下了头,继续喝汤。有人连头都没有抬,只是用眼角的余光扫了一下,然后就把目光收回了自己的碗里。
没有人跟他打招呼,没有人对他笑,没有人说“欢迎”。他们的目光不是冷漠,不是敌意,而是一种更接近于“麻木”的东西。
许泽铭带着王汉彰穿过营地,走到一顶灰色的帆布帐篷前。“你就住这里。”许泽铭站在帐篷的入口处,没有进去。
“明天开始,你跟随同志们一起进行炮兵训练。”许泽铭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像是在对一个新兵宣读训练计划。
王汉彰走进了帐篷。帆布篷透进来的光线是暗的,他在地上找到了一个草垫子坐了下来,把背靠在帐篷的帆布壁上。卡车颠簸了一路,让他有些腰酸背疼。可他的屁股还没坐稳,一个穿着国际纵队制服的人走进了帐篷,叫王汉彰去开会。
那人把王汉彰带到了靠近河床的一座帐篷,许泽铭作为帐篷的最深处,身后挂着两面红旗,一面绣着西班牙国际纵队12旅的番号,另一面则写着国际纵队中国营的汉字。他的身旁站着两名带枪的卫士,其他人左右依次落座。这场面王汉彰很熟悉,很像青帮开香堂。
王汉彰走进帐篷之后,许泽铭板着脸,开口说“今天,我们的队伍又迎来了一位同胞,王雅克,法国技工,大家欢迎他……”许泽铭操着他那口晦涩难懂的方言,声音像是从喉咙里面钻出来的。
帐篷里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王汉彰注意到,这些人看向自己的目光,并没有同胞的亲切,反而带着隐隐的敌意。
许泽铭继续说“我们这些人聚在一起,一是为了反抗法西斯主义,二是为了壮大我们中国人的声势,让全世界的人都注意到我们中国正在遭受的磨难。为了这个目标,所有人都要无条件的服从我的命令。王雅克,你第一天来到咱们的队伍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清楚!”
王汉彰微微的皱了皱眉,心说这帮乌合之众这是要给自己来个下马威啊!可现在这个局面,自己还不能跟他们翻脸。想到这,他点了点头,说“是,许政委,我记住了!”
许泽铭又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大话,这些玩意,王汉彰在天津的时候,曾经听常先生和范老说说过无数遍。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他们的嘴里还是这套话。许泽铭见王汉彰听的索然无味,就把他打回帐篷睡觉。
王汉彰前脚刚走,许泽铭就跟身旁的亲信说“你们看这个人怎么样?“
那个留着八字胡的男人摇了摇头,说“连中国话都说不利索,纯粹就是一个二鬼子啊!这样的人留着也没什么用,只能让他当炮灰!”
许泽铭叹了口气,说“哎,没办法啊,咱们国人在欧洲的人数还是太少,来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的,更是少之又少,能拉来一个王雅克就算不错了!大家都留点心,如果知道那支部队有中国人,尽量把他拉到咱们的队伍中来。只要咱们中国营建立起来,咱们在国际纵队中就了话语权了!”
接下来的这段时间,许泽铭等人不停地在国际纵队内部拉来中国人。每隔三五天,就有一辆卡车从营地的入口开进来。车门打开,一个人或几个人从车厢里跳下来。他们穿着不同的制服,有的是国际纵队的土黄色,有的是西班牙共和军的灰绿色。
许泽铭每次都站在营地的入口处迎接他们。不是站在卡车旁边,而是站在他那顶大帐篷的门口。他站在那里,双手背在身后,下巴微微抬着,眼镜片在阳光下反射着白光。
那些人被领到他面前的时候,他会伸出手,和每个人握一下。“欢迎。咱们是老乡。”他说。声音不大,但每个人都能听到。可王汉彰在天津时听过一句话,老乡老乡,背后一枪!这个许泽铭快的扩张队伍,但装备和训练没有跟上,真要是打起仗来,这支队伍很可能一触即溃啊!
但他的担忧没有任何意义。一个多月的时间,在这条干涸的河床旁边,这支反坦克炮队的人数从三十多人增加到了将近两百人。
两百人。不是两百个士兵,是两百个从不同国家、不同背景、不同语言环境里“集中”到哈拉马河前线的中国人。有两百张不同的脸,两百种不同的口音,两百个不同的故事。有人在法国当过矿工,有人在英国开过餐馆,有人在加拿大当过铁路工人,有人在美国念过大学……
王汉彰在这一个多月里,认识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一个同样从法国来的年轻人,和王汉彰住在一个帐篷里。这个年轻人叫常汝槐,老家在河南,之前在巴黎的雷诺汽车厂当装配工。
随着中国人的不断增多,1936年的9月初,西班牙国际纵队中国营正式成立了。许泽铭为了这一天,特意换了一身带着少校军衔的军装,他还请了几个苏联人和12旅的意大利人来参观。他站在升起的旗帜下面,用他那晦涩难懂的西班牙语磕磕巴巴的说道“这是我们中国营的旗。从今天开始,在国际纵队的编制里,有一个中国营……”
王汉彰对那一天没有兴趣。他对那面旗也没有兴趣。他对“中国营”这三个字更没有兴趣。他感兴趣的是那几门炮,是那些从不同部队被“前来参加中国营升旗典礼的人。
为了这次升旗典礼,许泽铭还特意让人放了两炮。炮声过后,从河床方向吹来的风里带着硝烟的味道,同时也是死亡的味道。
这种味道让王汉彰有了一种预感。不是好事要来了,是坏事要来了。坏事在来的路上,还在走,还在走,还没有到,但快了。
你闻到了硝烟的味道,你听到了死亡的脚步声,你感觉到了死神在逐步逼近的节奏,但你无法从从那个节奏里判断出它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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