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练在四周的时间里,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了。
从第一天开始,训练的内容没有变过,匍匐、投弹、枪械、队形、体能,翻来覆去,覆去翻来,机械的让人崩溃、但王汉彰知道,整个国际纵队,甚至于整个国民军,没有人在乎这些志愿者的死活。他们的存在的意义,只是为了报纸上面的宣传。
在这枯燥的训练中,他的眼睛在看,他的耳朵在听,他的脑子在记。他记住了营地的布局,格兰酒店的正门朝南,酒店后面的空地是帐篷区,帐篷区往西三百米是厨房和食堂,往东五百米是训练场,训练场的北侧有一排用木板和沙袋搭成的简易靶场,靶场的后面是一条干涸的小溪,小溪的对岸是一片橄榄树林,橄榄树林再往北就是公路,公路通往马德里方向。
他记住了营地里的人。不是所有人的名字,而是那些人的面孔、口音、习惯、和他们在人群中的位置。他记住了从不同人口中听到的关于前线的消息。
有人从马德里来,说那里的战况很激烈,国民军的炮火每天都会落在大学城的废墟上,共和军的士兵们用桌椅和书籍堆成掩体,在那些被炸得只剩下半面墙的教室里,一守就是一整天。
有人从托莱多来,说那里的阿尔卡萨城堡被围了两个多月,里面的国民军守军靠吃马肉和皮带活了下来。
有人从科尔多瓦来,说那里的战线上有一种德国人提供的新型坦克,装甲很厚,共和军的反坦克枪打不穿,步兵看到那种坦克就只能往山上跑。
他把这些消息都记在了心里。他在等待返回英国的那一天,当肖恩问起自己在西班牙看到了什么,他能说出那些东西,说出那些不是在报纸上、不是在广播里、不是在任何一个公开渠道能看到的东西。
四周的训练即将结束时,几个东方面孔的人突然来到了营地。
那天下午,训练刚刚结束。王汉彰正坐在帐篷外面,用一块破布擦他那支勒贝尔步枪。
他低着头,用那块布包着通条,伸进枪管里,来回地擦。枪管里的火药残渣被枪油溶解了,变成了黑色的、黏稠的、像墨汁一样的液体,从枪口被通条带出来,沾在布上,沾在他的手指上。
他的耳朵在听——不是在听擦枪的声音,不是在听旁边人说话的声音,而是在听营地入口方向的声音。
他听到了卡车动机的声音。不是一辆,是几辆。不是贝德福德卡车的那种柴油动机的声音。这个声音更轻、更脆、更尖锐,是西班牙的卡车,或者是苏联援助的卡车。
他没有抬头。他的头更低了一点,不是故意低下去的,而是那种“有人在擦枪,擦枪的时候低头看枪管”的自然动作。
但他的目光朝营地的入口方向偏了一下。不是转头,不是抬眼,只是他的瞳孔在那个方向多停留了几分之一秒钟。
卡车停在了营地入口处。车门打开的声音,人从车上跳下来的声音,不是一两个人在跳,是很多人在跳。那声音不是整齐的“咚”的一声,而是杂乱的、此起彼伏的“咚、咚、咚、咚”,像是一袋土豆被人从车上倒了下来。
王汉彰把通条从枪管里抽出来,放在膝盖上,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干净的布,开始擦枪机的零件。他拆下了枪机,用布擦拭着撞针、弹簧和击机构。他的手很稳,每一个零件都被他擦得干干净净,然后按照顺序摆在他面前的地上,撞针在最左边,弹簧在撞针的右边,击机构在弹簧的右边。他的动作很慢,慢到像是在做一件需要高度专注的手工活,但他的耳朵始终朝着营地的方向张开着。
脚步声从营地的入口方向传了过来。不是一个人在走,是很多人在走。那脚步声是杂乱的、不整齐的,然后他听到了语言。
不是法语。不是英语。不是西班牙语。不是德语。不是波兰语。不是匈牙利语。而是他最熟悉的语言——中文!
那几个人的脚步声在营地入口处停了一下,大概是在和教官确认什么。然后脚步声继续朝营地的方向走来。
他听到了三个不同的声音。一个声音是南方的,带着那种软塌塌的、没有翘舌音的、像是嘴里含了一块刚出锅的年糕一样粘稠的口音。一个声音是华北的,说着和张先云差不多的沧县口音。还有一个人说着西南官话。
王汉彰心里一紧,这三个人突然出现,恐怕不是什么好事。他把头上的帽子往下压了压,试图挡住自己的脸。
他把枪机组装回去,把通条和破布收好,把那支勒贝尔步枪靠在帐篷的支架上。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沾的灰和沙子,转过身,准备走进帐篷。
但在他转身的那一瞬间,他的余光捕捉到了那三个人的身影,正冲着他走过来。那三个人穿着国际纵队的土黄色制服,戴着黑色的贝雷帽,帽子上缀着一颗三角红星。那是国际纵队的标志,但那个标志在他的帽子上缝得不太正,像是他自己缝的。
走在最前面的那个人看上去年纪不大,圆脸,宽额头,颧骨不高但很结实,鼻梁上架着一副圆框眼镜,看不清他眼睛的光。他的嘴唇很薄,抿着,嘴角微微向下弯,那不是一个在笑的表情,也不是一个在生气的表情,那是一个在审视、在打量、的表情。
他身后跟着两个人。一个留着八字胡,个子不高,肩膀很宽,走路的姿势有一种在军队里待过的人才会有的、肩膀不晃、步伐很稳、每一步都踩得很实的感觉。另一个人的皮肤更黑一些,颧骨更高一些,像是南方人,或者是在热带待过很久的人。他的眼睛很亮,透着一种警觉的光。
那个戴眼镜的家伙在王汉彰的身前停住了脚步,他的下巴微微抬着,鼻孔朝天的说道““你就是王雅克?中国人?”
王汉彰听到“中国人”那三个字的时候,他的心脏跳了一下。但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的眼睛看着那个人的脸,目光里没有惊讶,没有激动,没有“我听懂了”的任何迹象。他的目光是那种一个法国机械师在西班牙的营地里被一个陌生人搭话时应该有的目光,茫然的、带着一点困惑的、像是“你在说什么,我不太确定我听懂了”的那种目光。
他用了一种在法国人之间常用的、表示“我没听懂”的身体语言,微微歪了一下头,肩膀微微耸了一下,嘴角微微向下一撇。
“Quoi?”王汉彰用法语说。“你说什么?”
他的法语说得很快,快到像是一个不耐烦的法国工人被一个问路的人打扰了正在擦枪的时间时,会用鼻子里的气哼出来的那个词。
那三个中国人互相看了一眼。
那个留着八字胡的人的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种“你看,我说什么来着”的、带着一点不屑的、又带着一点“算了不跟你计较”的、复杂的表情。他的嘴唇张开了,从那张嘴里吐出来的一句话,让王汉彰的心在那一瞬间几乎停止了跳动。
“他妈的,怎么是个二鬼子?连国文都不会说,这不是白费劲吗?”
王汉彰没有让他的脸上出现任何表情。他的眼睛还看着那个八字胡的人,目光里的困惑比刚才更深了一点,像是他在试图理解这个人在说什么,他用法语又说了一句话“Jeneprendpar1eztropvite。”(我听不懂。你们说得太快了。)
那个戴眼镜的人伸出一只手,拦住了八字胡。他的手停在八字胡的胸前,不是拍,不是推,只是一个“停下”的手势,五指并拢,掌心朝下,像一柄没有刀锋的短剑横在两个人之间。
“走什么走?”许泽铭的声音不大,但里面有一种东西,不是愤怒,不是命令,而是一种更接近于“我已经想好了,你们不要打乱我的计划”的不容置疑。
“咱们必须招募到足够的人手,才能把中国营建起来。别管他是不是二鬼子,他总算是中国人。你们都别说话,看我的。”
王汉彰从他的话里捕捉到一个关键的信息。在国际纵队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营,法国的巴黎公社营、美国的林肯营、德国的台尔曼营、波兰的东布罗夫斯基营。
这些营不仅是战斗单位,更是政治符号,是各国赤党和国际左翼力量在欧洲战场上展示自己存在的方式。如果中国也有一个营,那说明在赤色国际的棋盘上,中国也是一个有分量的棋手。
那个戴眼镜的家伙往前走了一步,开口说“雅克,你好。”他用一种比刚才慢得多的语说,“我也是中国人,咱们是老乡,我叫许泽铭。之前在比利时念大学。现在是支援西班牙国际纵队12旅反坦克炮队的政治委员。”
他把“政治委员”那三个字说得很重。不是音量的重,而是节奏的重,那三个字之间的停顿比前后的字都长,像是在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头衔,你需要知道,你需要记住”。
“我们来这里的目的,”他的左手从身体侧面抬起来,在空中划了一个小圈,把那两个人也包括了进去,“是要把散落在各个部队里的中国人集中起来,组建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营——中国营。你在法国长大,可能不太了解国内的情况。但你应该知道,日本人已经打到了我们的家门口。”
他说“日本人”的时候,目光在王汉彰的脸上停了一下。那一下不是在等王汉彰反应,而是在看王汉彰的反应。
王汉彰的脸上没有反应。他的眼睛还是那样,困惑的、微微眯着的、像是一个正在努力理解对方在说什么但还是听不太懂的人的、茫然的、但又在努力礼貌地保持眼神接触的目光。
许泽铭继续说,他的语调比刚才更慢了一些“国际纵队的成员来自世界各地。为了便于管理,避免因为语言不通而造成指挥混乱,同国籍的人基本上会编入一个营。法国的巴黎公社营,美国的林肯营,德国的台尔曼营,你应该听说过,雅克?这些营在战场上打出了自己的旗号。”
他说“极为不利”这四个字的时候,五指收拢,攥成了一个拳头。那个拳头的动作不大,但很用力,用力到他的指节白、手背上的青筋微微凸起。像是一个演员在舞台上表演“愤慨”时的夸张动作。
“所以,”许泽铭松开了拳头,手掌重新张开,朝王汉彰的方向摊开,继续说“我打算将散落在其他部队之中的中国人集中起来,组建西班牙国际纵队的中国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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