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异议。”她的声音很轻,但很清楚。
旁听席上有人吸了一口气。不是惊讶,是那种憋了很久终于吐出来的气。有人低下了头,有人攥紧了拳头,有人眼睛红了。
公诉人刘建民站起来。“审判长,各位陪审员。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章知好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同时,被告人伙同他人截留、克扣失业补贴款,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他停了。“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侵犯了公共财产所有权,更侵犯了那些失业工人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那些工人,在寒风中排队等着领补贴。有的人等了一天,有的人等了两天,有的人等了三天。有的人等到晕倒了,有的人等到病倒了。他们等的是国家的救命钱,等的是活下去的希望。但他们不知道,他们的钱被人截了。截了二百四十万。二百四十万,对于那些等着钱买粮、等着钱买药、等着钱活命的人来说,就是命。是命,就不能截。截了,就是要他们的命。要了他们的命,就得还。”他看着章知好。“还不了,就判。”
他坐下了。椅子出吱呀一声响。旁听席上有人鼓掌。不是很多人,是几个人。法警制止了。掌声停了。
辩护人陈思远站起来。“审判长,各位陪审员。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但辩护人想提请法庭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被告人在案后主动交代犯罪事实,具有自情节。第二,被告人退还了全部赃款,没有造成不可挽回的经济损失。第三,被告人系初犯、偶犯,此前工作表现良好,多次获得表彰。第四,被告人归案后认罪态度良好,真诚悔罪。辩护人恳请法庭在量刑时充分考虑上述从轻、减轻情节,给被告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他坐下了。椅子又出吱呀一声响。旁听席上没有人鼓掌。
审判长推了推老花镜,看着章知好。“被告人,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章知好抬起头,看着审判长,看着那些陪审员,看着旁听席上那一张张陌生的脸。她看见了老马,看见了老李,看见了那些她从未见过、却在文件上见过无数次名字的人。她的嘴唇在抖,不是怕,是别的什么。她张开嘴,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说得很清楚。
“我没有要辩的。做了,就是做了。拿了,就是拿了。我不辩。我想说几句,不是辩,是说。说完了,你们判。判什么,我都认。”
审判长点了点头。“说吧。”
章知好站在那里,双手握着栏杆。她的手指在那些抓痕上轻轻地、一下一下地摸着。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看了很久。然后她抬起头。
“我是东川人。东川很穷。我小时候,家里也很穷。我爸是纺织厂的工人,我妈在家种地。我爸在流水线上站了三十年,腿站弯了,腰站驼了,眼睛站坏了。他一个月挣的钱,不够给我交学费。我妈把家里的鸡蛋攒起来,拿到集上去卖,一斤鸡蛋卖八毛钱。我的学费是一百二十块。我妈卖了整整一个暑假的鸡蛋,才凑够了。她递给我那一沓钱的时候,全是零钱,全是皱的,全是被汗水浸湿过的。我接过钱,说,妈,我以后会赚很多钱,还你。我妈说,不用还。你好好学,学好了,回来。回来,把咱们东川建好。”
她的声音哽了一下。她没有哭,但喉咙堵了一下。她咽下去,继续说。
“我考上了圣辉城的财经学院。我是我们村第一个大学生。村长敲锣打鼓来我家送通知书,村里人都来了。我爸那天喝了酒,喝了很多,喝醉了。他拉着我的手,说,我女儿是大学生了,我女儿以后是国家的人了。国家的人,要为国家做事。不要贪,不要占。贪了,占了,就不是国家的人了。就是国家的贼。他说了很多遍,说一遍,喝一杯。喝一杯,再说一遍。我一直记得。”
她停了。旁听席上有人低下了头。
“后来我毕业了,分到了财政部。我从科员做起,做得很认真,很用心。别人下班了,我还在加班。别人放假了,我还在加班。我不是想表现,我是想多做点事。做多点事,就能帮多些人。帮多些人,就能对得起那些帮过我的人。我升得很快,从科员到副科,从副科到正科,从正科到副处长。我坐在办公室里,批文件,开会,签字。我以为我还是从前那个我。我以为我还能记得我爸的话。但我忘了。不是一下子忘的,是一点一点忘的。像水从杯子里蒸,看不见,摸不着,但杯子在变空。等我现杯子空了的时候,已经晚了。”
她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在抖。
“钱多多找我吃饭。他敬我酒,我不喝。他又敬,我又不喝。他敬了三次,我喝了。不是我渴,是我不好意思拒绝。不好意思拒绝,就喝。喝了,就欠了。欠了,就得还。他找我办事,一开始是小事,后来是大事。他说,章处长,帮帮忙。我知道不合规,但我想,帮一次,没关系。帮了一次,就有第二次。有了第二次,就有第三次。第三次的时候,他把那张存折放在我面前,说,章处长,这是一百万,您收着。我看着那张存折,看了很久。我知道不应该收,但我收了。为什么收?因为我想有钱。有了钱,就能买房。有了房,就能接我妈来城里住。我妈一辈子住在乡下,没有住过楼房,没有洗过热水澡,没有用过抽水马桶。我想让她过好日子。我想用我的工资给她过好日子,但我的工资不够。不够,就想了别的办法。想了不该想的办法。做了不该做的事。”
她的声音越来越小,但越来越清楚。
“我收了那一百万。我把它存进银行,不敢花。不是不想花,是不敢。不敢花,就放着。放着,就更难受。每次看见那张存折,我就想起我爸说的话。他说,不要贪,不要占。贪了,占了,就是国家的贼。我是国家的贼。我偷了那些工人的钱。他们等着那些钱吃饭,等着那些钱买药,等着那些钱活命。我偷了他们的钱,就是偷了他们的命。他们的命没了,我还活着。我不配活着。”
她停了。法庭里很安静。日光灯的嗡嗡声还在响,窗外的风声还在响,但那些声音都像隔了一层什么东西,很远,很轻。
“我不求宽恕。宽恕不了。做了这样的事,谁也宽恕不了。我只想说,对不起。对不起那些被我偷了钱的工人。对不起那些在寒风中等着领补贴的人。对不起那些相信我、提拔我的人。对不起我爸。对不起我妈。对不起那些从河床上走过来的人。他们走了那么远的路,吃了那么多的苦,以为到了。到了,才现这里也有贼。我也是贼。我对不起他们。”
她低下头。她的肩膀在抖,但没有声音。她站在那里,等着。等审判长说话,等陪审员说话,等法说话。
审判长沉默了。他把老花镜摘下来,放在案卷旁边。他的手指在镜腿上轻轻地、一下一下地敲着。他看着章知好,看了很久。
“法庭已充分听取公诉人、辩护人的意见,以及被告人的最后陈述。现在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评议结束后,当庭宣判。”
法槌落下了。笃的一声,很响,很闷,像一块石头砸进水里。所有人站起来。法警把章知好带出去。她走的时候,没有回头。旁听席上的人在交头接耳。有人说她装,有人说她是真的悔了,有人说悔有什么用,悔也还不回来那些被偷的钱,悔也还不回来那些被偷的命。
老马没有参与这些讨论。他坐在那里,看着那张空了的被告席,看着栏杆上那些抓痕。他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着,一下,一下。老李坐在他旁边,从口袋里掏出那包皱巴巴的烟,抽出一根,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没有点。法庭里不能抽烟。他把烟夹在耳朵上。
“她说的话,你信吗?”老李问。
老马没有回答。他看着那面国徽,看了很久。“信不信,不重要。重要的是,她认了。认了,就是还了。还不完,也得还。还到还完为止。”
休庭持续了四十分钟。四十分钟里,旁听席上的人没有走。有人去上了厕所,有人去喝了水,有人站在走廊里抽烟。但没有人离开。他们要等。等一个结果。等一个让他们信服、让他们安心、让他们相信法不会饶人的结果。
上午十时十五分。法警把章知好带回来。她的眼睛是红的,但没有泪。她站在被告席上,双手握着栏杆。栏杆上的抓痕硌着她的手指,她没有躲。审判长和四个陪审员从侧门走进来,坐回审判席。他们的表情很严肃。审判长戴上老花镜,拿起那张刚刚打印出来的判决书。纸是白的,字是黑的,盖着红印。红印是圆的,很大。
“全体起立。”
所有人站起来。椅子腿刮地板的声音响成一片,像一阵很乱的鼓点。鼓点停了。法庭里安静了。
“现在宣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