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绅眼中,这个皇帝有些冷酷、暴戾、急躁。
但对京城百姓来说,皇帝登基后,京城里的皇店、官店有的消失了,没消失的也收敛了太多。
京城的勋戚、官员子弟,也不像正德年间那么张扬跋扈了。
日子虽然没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其实轻松了不少,多了那么一点点安全感。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这就已经很好了。
跟随在大辂之后要送皇帝至城外的杨廷和等人看着这一幕,彼此对视了一下。
这都是杀出来的效果。
从毛澄开始,到后来的陈金、郭勋请罪,再到张鹤龄被阉了带回京城,进入嘉靖元年后更是越来越多的事。
在京勋戚和官员们,都学会了在这位天子的注视下,可以有些“能理解”的额外收入,但要把事做好,不能太高调。
三年过去了,大家不一定称得上都是衷心臣服,但不管心里有什么想法,总之已经不敢轻易跳脚。
那些定力不够的,有的坟头已经长草,有的正在死牢。
皇帝挂在隐形的杆子上警示天下人的,包括吉王、益王,包括衍圣公、惠安伯,包括毛澄、孟春、傅荣忠……
望着朱厚熜的背影,杨廷和他们心里想着他这一次去南巡,还会把哪些人挂上去。
但毫无疑问的是,等他再回来时,湖广那边应该已经有了一个结果,而大明腹地之内还残留的一些心有不甘之人,再也不能再翻起什么浪。
如果他能顺利回来。
。
说不定这也是一次把几个匪全部一网打尽的机会!
……
九月二十七,湘水以东的两座衡阳守军大营之中,靠北的那一座先被攻破。
朝廷大军并未冒险紧追,而是稳扎稳打地继续往南推。
九月二十九,北有武昌卫,东有南昌卫,衡阳城东两座大营虽然已经合兵一处,仍旧在接到蒲子通军令后设了陷阱便弃守,再次退往耒水畔的城东南大营。
至此,那座大营中有壮勇五千余,足够稳守不短的时间。
顾仕隆大军若要再拔掉那处大营,就有被衡阳城守军渡河断了后路的危险。若分兵防守漫长的湘水沿岸,又很难很快攻破那座大营。
城西的大营是被破了,广西大军和宁远卫已经进逼城下。
但依托着烝水、湘水,衡阳守军只用专心防守西面城墙,压力称不上大。
衡阳之战就此陷入了僵持的局势里,这正是蒲子通想要的——守下去,拖下去,耗下去。
有了詹华璧劫掠而来的钱财,有了蒲子通在衡州府多年的经营,还有仍旧通畅的衡州府至郴州府的耒水通道,蒲子通有在这里守个一年半载的信心。
这么长的时间,朝廷这么多大军聚集在衡州府,粮草转运,新法波澜,天灾人祸,他会一点机会都等不到吗?
在蒲子通接收不到讯息的东北方向,十月初一,朔日大朝会开始了。
“南方多省秋粮歉收,赈灾事大,朕欲南巡亲视灾情,也应去凤阳拜谒皇陵祖庙。”
奉天殿内,张佐高声念着这些讯息。
“御驾南巡,军国大事一应如常,呈内阁票拟后急递至行驾,呈请圣裁。”
“圣驾回京之前,特命靖安侯孙交、大学士杨廷和、大学士杨潭、吏部尚书王琼……”
八月二十七长沙城破之后,湖广的形势有了变化,年迈而劳累的孙交在九月初接到了旨意回京,而军事经验丰富的姚镆则受命前往总督湖广。
现在,圣旨命令了包括六部尚书在内的九位参策留京,其余参策则随朱厚熜南下。
北京城将暂时没有君主在这,也没有大明曾出现过的监国太子。
诸多大事虽然要快马递到行驾去圣裁,但按照现在朝廷中枢的办事流程,这九位参策相当于暂时会掌握着许多军国大事的决定权。
但按照此时大明的情形,有孙交这个老国丈、定国公这个老勋戚、张永这个老太监也坐镇京城,有杨廷和这个新法党魁在,还有人可能搞出什么事吗?
最关键的反而是行驾。
崔元与襄城伯李全礼虽统帅着五千京营将卒护卫,但一旦真有什么事生,那可就是天大的事了。
之前正德皇帝不也是“南征”之后落了水,而后渐渐病重驾崩的吗?
然而不知不觉地,皇帝在这种时刻决定南巡,朝堂上已经很少再出现反对声音了。
参策不开口,其余朝官已经渐渐习惯了开口也无用——御书房里,国策会议上必定已经谋划妥当,何必做什么跳梁小丑?
之前的孔子祀典,只怕就是最后一次有人不信邪了,结果便是——承天门外杖毙数人。
朝会上,朱厚熜在圣旨里对自己离京后的诸事办理流程做了很详细的一一规定。
散朝之后,就是先回到了后宫。
孙茗对他此去感觉很担心,朱厚熜却抚着她的手背:“你父亲也回京了,京中不会有事。若不是载墌还小,朕就带着你们一起。”
“……陛下,你把载垺也带出去,可是防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