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后,日内瓦。
还是万国宫,还是人权厅。
但这一次,大厅里的气氛和一周前截然不同。
没有五面国旗并排飘扬的壮观场面,没有三千名瑞士警察封锁道路的紧张态势,没有各国特勤人员在走廊里暗自较劲的肃杀。
一切都很低调。
低调到几乎像一场普通的国际商务谈判。
六面旗帜——华夏、美国、俄国、英国、法国、以及一面从未在任何国际场合出现过的旗帜
深蓝色的底布上,绣着一条盘旋的银色蛇纹,蛇纹中央嵌着一枚金色的十字架。
新神会的旗帜。
它和五面国旗一起,被工作人员挂在了人权厅正前方的旗杆上。
挂上去的时候,有一名年轻的联合国工作人员手抖了一下,差点没挂稳。
他身边的同事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谁都知道那面旗帜代表着什么。
但谁都没说什么。
长条形的橡木会议桌上,不再铺着深蓝色的绒布,而是换成了米白色的桌布,看起来柔和了许多。
每把椅子前的小国旗旁边,多了一台平板电脑和一副耳机——这是同声传译设备。
六把椅子。
五国代表的位置没变,华夏在正北,美国在正东,俄国在正西,英国在东南,法国在西南。
新增的那把椅子,在桌子最南端,紧挨着法国代表的位置。
坐在这把椅子上的,不是吉恩·弗雷泽。
是一个头花白、戴着金丝边眼镜的中年男人,穿着一套剪裁考究的深灰色西装,胸前别着一枚小巧的蛇纹十字架胸针。
他看起来像个大学教授,或者某家跨国公司的高管,温和、内敛、不起眼。
新神会的“外交代表”——据说是吉恩亲自指定的谈判代理人,真名不详,对外使用的化名是“安德森”。
华夏代表还是那位国安委副主任。
他比一周前看起来老了几岁,眼窝更深了,镜片后面的眼睛依旧沉稳,但沉稳底下多了一层说不清的东西。
像是负重跑了很久的人,还没停下来的力气,但已经能看见终点线了。
美国代表换人了。
不再是那位国防部副部长,而是国务院的一位副助理国务卿,一个五十出头的女人,棕色卷,表情永远挂着职业化的微笑,说话滴水不漏。
俄国代表也换了,从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变成了外交部的一位副部长,态度比上次那个满脸横肉的中年人要“文明”许多,但骨子里的强硬一点没少。
英国和法国的代表没有换,但两个人的表情都和上次截然不同
英国那位国家安全顾问不再是那副“掌握核心情报”的从容,法国那位总统外事顾问也不再是“参加晚宴”的优雅。
两个人都带着一种微妙的疲倦。
像是刚经历了一场漫长的、没有硝烟的拉锯战,虽然最终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但过程中付出的“东西”(有些是实打实的,有些是看不见的),让他们并不轻松。
圣堂的代表没有坐在桌边。
她站在人权厅的角落里,穿着一件黑色的长裙,头上披着一层薄薄的黑纱,遮住了大半张脸。
和圣女的装扮差不多,但她不是圣女。
她的存在感很弱,弱到如果不刻意去看,几乎会忽略她。
但所有代表在进入人权厅时,都下意识地朝那个角落看了一眼。
没有人去跟她打招呼。
她也没有主动靠近任何人。
就那么静静地站着,像一件摆放在角落里的装饰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