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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58章 我换上那件吊带那晚婚姻碎了一地（第7页）

沈衍是省城人，家里开连锁酒店的，有钱有权，但沈衍有先天性心脏病。林知意和他在大学里谈了四年恋爱，毕业那年在谈婚论嫁，两边家长见了面，沈衍的母亲当着一桌人的面说了一句“林小姐嫁过来我们当然欢迎，但我儿子身体不好，以后恐怕不能要孩子，这个你要有心理准备”。林知意还没说话，她妈当场拍了桌子，说“我女儿不是给你们家当保姆的”，拉着林知意就走了。

后来沈衍追到松烟镇来，在她家楼下站了一夜。林知意的妈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不让她往下看。第二天早上，沈衍走了，再也没回来。半年后林知意从朋友圈看到沈衍结婚的消息，新娘子是家里安排的一个门当户对的女孩。

那天晚上林知意在我面前喝光了一整瓶白酒，吐得昏天黑地，抱着马桶哭了一夜。第二天起来，像什么都没生过一样，洗脸化妆开店，从此再没提起过沈衍的名字。

“你现在还想着他吗？”我问。

“想不想的，有什么分别？”林知意把那束花插进花瓶里，背对着我，“人家现在孩子都会打酱油了。我林知意这个人别的本事没有，唯一的好处就是拎得清。不属于我的东西，多看一眼都是给自己找不痛快。”

“那你这些年为什么一直单着？”

“不是因为他。”她转过身来，看着我，笑了一下，“是因为我现，一个人过其实挺好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用迁就谁，不用跟谁商量，不用看谁的脸色。我开我的花店，赚了钱自己花，赔了钱自己扛，逢年过节想去哪儿去哪儿，不想出门就在家睡一天。这种日子，你说它孤独吗？偶尔会。但它自由啊。田颖，自由这个东西，没尝过的时候不觉得什么，尝过了你就回不去了。”

她的话让我沉默了很长时间。自由。这两个字对我来说太陌生了。我二十六年的人生里，从没真正为自己做过一次选择。上学是爸妈决定的，工作是爸妈安排的，连结婚都是两家商量好的。我像一个被放在轨道上的玩具火车，沿着设定好的路线跑，从来没有偏离过，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偏离。

“我想离婚。”我说。这几个字从嘴里说出来，轻得像一声叹息。

林知意看着我，没有惊讶，没有反对，只是静静地看着我。

“你想好了？”

“我想好了。”我说，“不是因为十八万八的彩礼，不是因为工作上的事，甚至不是因为他那句‘不知道’。是我想明白了——我田颖活了二十九年，从来没为自己活过一天。我累了。我想停下来，重新想想我到底要什么。”

林知意走过来，在我面前蹲下，双手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很暖，手心干燥而柔软。

“那就离。”她的声音很轻，但很坚定，“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不过有件事我要提前跟你说——离婚不是终点，离婚只是起点。真正难的日子在后头。你会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会有人说三道四，会有人给你介绍各种歪瓜裂枣的二婚对象。你会怀疑自己，会在半夜里哭醒，会一遍遍问自己是不是做错了。这些你都要有心理准备。”

“我知道。”

“还有，”林知意攥紧了我的手，“你离婚以后打算怎么办？还继续在厂里干？刘德胜那个老东西肯定会使绊子。”

“我想出去。”我说，“去省城。”

这两个字说出口的瞬间，我忽然觉得胸口那块堵了很久的东西松动了一点。省城。我活了二十九年，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市里。小时候在电视上看到省城的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觉得那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后来长大了，那个梦就慢慢褪色了，变成了一种模糊的、几乎不再被记起的念想。

林知意的眼睛亮了一下。

“省城？”她重复了一遍，然后笑了，“你早该去了。你在那个破厂里窝了六年，从二十三岁窝到二十九岁，再窝下去你就要霉了。去省城，找工作，租房子，重新开始。你才二十九岁，田颖，你还有大把的时间。而且——”

她眨眨眼：“我在省城还有几个朋友，帮你安排妥妥的。”

“你真是我的及时雨。”我说。

“那当然。行了，你先去洗个澡，排骨汤热一下自己盛。我去把明天的花材整理一下。”她站起来，伸了个懒腰，然后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回头对我说，“对了，你跟宋其山提离婚的事，打算什么时候？”

“就这几天吧。”

“那你得先回家。”她看着我，“你总不能一直躲在我这儿。”

我点了点头。是该回去了。

第二天是周六，我没有去上班。早上起来给赵建国了条消息，请了三天病假，然后收拾了一下，从林知意的花店出来，往家的方向走。

早上的松烟镇还没有完全醒来。街边的早餐摊冒着白汽，炸油条的香味混着豆浆的甜腻飘得到处都是。几个老头坐在自家门口的马扎上，端着搪瓷缸子喝茶，收音机里放着咿咿呀呀的戏曲。卖菜的小贩推着三轮车沿街叫卖，声音拖得老长——“黄瓜——西红柿——新鲜的——”

我从小在这条街上长大，认识每一块松动的地砖，每一个墙上歪歪扭扭的涂鸦，每一棵被风吹歪了的老槐树。可今天走在这条街上，我忽然觉得一切都很遥远，像隔着一层毛玻璃在看，模模糊糊的，看不清，也触不到。

走到家门口，我掏钥匙的手顿了一下。然后我把钥匙插进去，转动，门锁出熟悉的咔哒声。

屋里很安静。我走进去，看见宋其山坐在沙上，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一杯茶，已经没了热气。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家居服，头有点乱，眼睛下面有明显的黑眼圈，像是没睡好。

他听见开门的声音，抬起头，看着我。我们对视了几秒钟，谁都没有先开口。然后他站起来，往厨房的方向走了两步，又停下来。

“吃早饭了吗？”他问。

“吃过了。”

“哦。”

又是沉默。这种沉默让我窒息。三年的婚姻里，我们有过无数次这样的沉默——吃饭的时候沉默，看电视的时候沉默，睡觉前背对背沉默。我们像两个被强行安排在同一间房里的陌生人，用沉默来维持最后的体面。

“其山。”我开口了。

他转过头来看着我。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他的侧脸上，勾勒出那道我熟悉的轮廓。我想起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光线——傍晚的余晖洒在纺织厂的大院里，他穿着一件洗得白的工装外套，站在厂门口等人的样子。那时候我心想，这个男人真好看啊。然后旁边的同事推了推我，说，那就是宋其山，建材厂的车间主任，还没对象呢。

那时候我们多年轻。二十三岁和二十五岁，眼睛里全是光，以为牵了手就能走一辈子。

“我们离婚吧。”我说。

这四个字说出口的时候，我的心跳反而平静了下来。像一场酝酿了太久的暴雨，终于在某个午后轰然落下，然后天地间只剩下哗哗的雨声，别的什么都没有了。

宋其山没有说话。他站在原地，手垂在身侧，手指微微蜷曲了一下，然后又松开。他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次，嘴唇动了动，却没有出任何声音。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窗外的鸟叫声一声接一声，隔壁老赵家的收音机里播着天气预报，说今天多云转晴，适合晾晒。

“为什么？”他终于开口了，声音哑得不像话。

“因为你不爱我了。”我说。

“我没有——”

“你有。”我打断他，语气平静到连我自己都觉得意外，“你那天晚上说的那句‘不知道’，我等了三天，你一个字都没有再解释。其山，如果你真的还爱着我，你不会让我等这三天的。你会来找我，会跟我吵，会跟我说你错了，会求我回来。可你什么都没做。你给我打了两通电话，问我在哪儿，然后让我‘好好休息’。好像我只是出去串了个门，不是跟你提出了离婚的可能。”

我的声音越说越轻，轻到最后几乎像在自言自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