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
“妈就是心疼你。”
“我知道。”
我转身回了房间,把门关上了。
第十天,田勇带小曼回来吃饭。
小曼全名叫沈曼,在县医院当护士,个子不高,圆脸,说话的时候喜欢歪着头,看起来很乖巧。她第一次来家里的时候,我妈高兴得跟过年似的,杀了一只鸡,炖了一锅汤。
那天我也在。小曼看见我,笑了一下,叫了声“姐”。我应了,帮她倒了一杯水。
吃饭的时候,田勇说了买房的事。他说看中了城东一个新楼盘,三室一厅,九十万,付三十万已经凑齐了。他说这话的时候看了我一眼,很快又移开了。
小曼说“谢谢姐帮忙”。
我说“一家人,不用谢”。
小曼歪着头看我,忽然问了一句:“姐,你现在住哪儿啊?”
“我住公司附近。”
“租的房子?”
“嗯。”
“多少钱一个月?”
“八百。”
小曼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但我注意到她的眼神变了一下,从乖巧变成了某种我不太认识的东西。后来我想了很久,觉得那大概是——警觉。
一个离了婚、没有房子、没有家的姐姐,随时可能成为他们生活里的一个变量。
我没有怪她。换了我,我也会警觉。
在娘家住了半个月,我开始找房子。
不是不想住家里。是住不下了。
田勇的房子虽然还没交房,但他已经开始往家里搬东西了——新买的电脑桌、电竞椅、一套音响。他的房间塞得满满当当,走廊上堆着纸箱子。我妈说“你弟的东西多,你忍忍”。
我说“没事,我正好想搬出去,离公司近一点”。
我妈没挽留。
她说“也行,你自己照顾好自己”。
搬走那天,我拎着两个行李箱,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客厅里,我爸在看电视,我妈在厨房里洗碗。田勇不在,上班去了。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茶几上那盘水果上,照在沙垫子上的一个凹痕上——那是田勇常年坐着打游戏压出来的坑。
这个家里,从来就没有我的位置。
从小就没有。
搬进城中村那间出租屋的第一个晚上,我失眠了。
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野猫叫春,听楼上住户走来走去的脚步声,听隔壁房间电视机里传出的戏曲声。这些声音混在一起,像一锅煮烂的粥,稠得化不开。
手机里躺着几条微信。
陈磊的:“听说你搬出来了?住哪儿?”
我妈的:“颖子,你安顿好了给我说一声。”
田勇的:“姐,谢谢你。”
我回了我妈:“安顿好了,放心。”
回了田勇:“不客气。”
没有回陈磊。
我翻了个身,把脸埋在枕头里。枕头是新买的,有一股洗衣液的味道,甜得腻。我忽然很想念陈磊的那个枕头,上面有他的洗水味道,淡淡的薄荷味。每次我失眠,就把他的枕头拽过来抱着,闻着那个味道就能睡着。
现在那个枕头大概已经被他扔了。
或者说,被另一个女人枕着。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找新的。我不敢问。不是怕知道答案,是怕自己知道以后,会后悔。
后悔当初那个“离就离”。
你看,人就是这样。做决定的时候觉得自己英勇无比,回头一看,不过是个笑话。
日子一天天过去。上班、下班、吃饭、睡觉。周而复始,像一台老旧的复印机,每天印出一样的文件,墨粉越来越淡,字迹越来越模糊。
公司在开区,离我住的地方开车半小时。每天早上七点半出门,晚上六点半到家。中午在食堂吃,一荤两素,十二块钱。同事们都知道我离婚了,但没人当面问。小林偶尔会小心翼翼地试探,被我一个眼神挡回去。刘姐会在食堂多打一份红烧肉,拨一半到我碗里,说“你太瘦了,多吃点”。
老赵最沉默,只是每天早上在我桌上放一袋热豆浆,放下就走,一句话不说。
这些人,比我的家人更像家人。
十二月的一个傍晚,我在公司加班到八点,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停车场只剩我一辆车,孤零零地停在路灯下。
手机响了。是我妈。
“颖子,你弟的房子下来了,这周末办乔迁酒,你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