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大彪站在原地,把那根一直没点的烟叼到嘴上,摸出打火机,“啪嗒”一声点着了。
烟刚烧起来,一辆公交就贴着站台停了下来。门一开,底下的人往上涌,车上的人往下挤,两股人流在车门那儿撞成一团。有人背包被挤掉了,弯腰去捡,后面的人骂了一句。有个姑娘一只手举着手机,另一只手死死抓着扶手,被人流推着往前挪。还有个中年男人,肩上挎着电脑包,一只脚刚踏上台阶,又被后面的人顶了回来。
车开走了。站台上的人却不见少,反倒又多起来。
寇大彪靠在站牌下,一口一口抽着烟,看着眼前这一张张脸。
那些脸都是一样的。眼睛不看人,也不看路,就盯着前面一个空的地方。有人盯着站牌,有人盯着手机屏幕,屏幕的光打上去,把那张脸照得发青。他们不说话,也不东张西望,就那么站着,车来了就往上挤,动作熟练得像做过一万遍。
他忽然觉得心里好受了一些。
刚才那个老师,讲天命,讲一饮一啄,简直把人生的意义都说透了。可他一把年纪了,下了班不也还是挤公交回家。
一个有编制的教师况且如此,更别说其他人了。
寇大彪抬起头,往远处看。
邯郸路两边的楼都亮起来了,玻璃幕墻映着天光,一块一块,亮得晃眼。写字楼、商场、酒店,灯串从楼顶一直挂到底下,把整条街照得跟白天似的。他记得这条路十年前还不是这样,那时候楼下还是一排小店,招牌都是手写的,红底白字。
现在的上海,比那时候阔气多了。马路宽了,楼高了,满街跑的都是小汽车,人人都揣着个手机。吃的东西,玩的东西,都不是以前可比的。
可一到晚高峰,这幅亮堂堂的城市画卷底下,站着的、挤着的、走着的,全是一个个死气沉沉的成年人。
寇大彪吸了口烟,忽然想起他小时候。
那时候马路上还没有这么多车。上下班的铃一响,黑压压一片全是自行车,从这头一直铺到那头,像一条河。车铃鐺响成一片,叮叮当当的,也不觉得吵。
父亲骑一辆二八杠,前杠上横着个木头座,他就坐在那儿,两条腿吊在半空,一路晃着。母亲坐后座,一只手扶着父亲的腰,另一只手拎着菜。一家人骑在路上,风迎面吹过来,父亲会哼两句那时最流行的歌,《瀟洒走一回》。
那时候穷。一家三口挤在热河路的亭子间里,夏天没有空调,电视机也就几个频道。可弄堂里的人,脸上是鬆的。
下班的人往家赶,车把上挂着网兜,里头装着半只鸡、两把青菜,骑得不快,碰见熟人还要停下来聊两句。
夏天吃过晚饭,弄堂口摆满了竹椅和躺椅,蒲扇摇得啪啪响,小孩在人堆里钻来钻去,大人也不恼。
谈恋爱的小伙子骑车带着姑娘,姑娘坐在后座,两条腿并着往一边偏,一只手扯着小伙子的衣角,脸是红的。
周末父母带孩子去公园,孩子坐在前杠上,一路指着路边的东西问,父亲一边骑一边答。
那时候的人工作不累吗?或许比现在还累。可累归累,脸上还挂着笑意。
现在呢?楼高了,车好了,人兜里也有钱了。可那一张张脸,像是被什么东西抽空了。
寇大彪想到这里,忽然觉得自己还算幸运。
这些人——挤公交的、赶路的、站在站台上一动不动的——他们不是不努力,他们比谁都努力。可他们今天站在这儿,明天还得站在这儿,后天也一样。他们的命运,其实已经能看到头了。
而他不一样。
他可以到处乱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命运的决定权,至少还在他自己手里。
烟已经烧到了过滤嘴。寇大彪把烟头丟在地上,用脚碾了一下。
又一辆公交进站了。门开的时候,他跟着人流往前挤,一只手抓着扶手,被后面的人推着上了车。
车上没有一个空座。他就站在门口,一只手吊着拉环,随着车厢晃。
窗外,路灯一盏一盏往后退。
他忽然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刚才那么迷茫了。不如先把眼前的事解决,再去想以后的事。
回到家后,寇大彪连鞋都没顾上换,径直进了房间。
菲菲从窝里躥出来,围着他的脚打转,尾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前爪扒着他裤腿,喉咙里发出呜呜的撒娇声。他弯腰把它拨开,也没理它。
他先看了一眼客厅。父亲正靠在藤椅上看电视,手里拿着痒痒挠,眼睛盯着屏幕,没往这边看。
他蹲到电脑桌底下,伸手把那个礼品袋拖了出来。
袋子还在。可他捧在手里,怎么看怎么觉得不对劲——袋口的折痕不是他塞进去时的样子,提手那儿也鬆垮垮的,像是被人提起来过、又放回去的。
他心里咯噔一下,赶紧把袋口拨开一条缝,往里瞄了一眼。
钱还在,一遝一遝的,整整齐齐。
他还是不放心,蹲在地上,一只手托着袋底掂了掂。分量差不多。他又把手指伸进去,隔着塑料封皮捻了捻那几遝的厚度,数了两遍,才鬆了口气。
虚惊一场。
菲菲还蹲在他脚边,仰着头看他。他摸了摸狗脑袋,低声哄了两句。菲菲顛顛地跑回父亲脚边,趴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