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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第1页）

背叛共产革命的陶玉林官运亨通，不久就由排长升任连长。民国二十三年夏天，他的部队驻扎在湘南的一个小县城，准备参加对江西红军进行的第五次围剿。这日中午，陶玉林命勤务兵把竹床搬到树荫下，然后摇扇为他驱赶暑热，他自己则躺下来呼呼大睡。未几，他的酣梦被一个排长打破了。排长说有共党变节分子抓了他的女同党前来投案。陶玉林觉未睡过瘾，心中颇为不快，喝令带上案犯后，就板着脸瞪着那位变节分子半晌不作声。陶玉林自己也是反水过来的，却对别人的反水极为反感，何况这位精瘦的仁兄鼻梁上也框了一副眼镜，十分神似周布尔，心里就有了几分嫌恶。陶玉林命令将两个案犯分别关押起来，待他休息够了再逐个审问。排长执行命令去了，他便打个呵欠继续睡午觉。

太阳西斜时陶玉林才起来，他先审那位姓沈的变节分子。他还未开口，姓沈的就将带来的秘密文件摊开在他面前，讨好地一一解释。姓沈的说这都是他从那个叫于亚男的女共党住处搜来的，于亚男是联络员，与上级地下党有直接联系，顺着她这根藤，就可以摸到一个大“瓜”。陶玉林却对那“瓜”似乎并不感兴趣，而是问他是不是党代表。姓沈的殷勤地告诉他，党代表只有游击队才有，如今也不叫党代表，叫政治指导员了。陶玉林问：“那你是什么东西？”姓沈的道：“我是支部书记。”陶玉林又问：“那你是女共党的上司了？”姓沈的脸红了红，似乎为此而惭愧，说他早就有心弃暗投明，皈依党国，却被女共党于亚男察觉，劝阻并企图谋害于他，他只好采取断然行动，抓了她来投国军。陶玉林听着听着，心里就装满了往事，并对那位于亚男产生了兴趣。他东拉西扯地审问了一会，问姓沈的：“你会赤俄的文字吗？”姓沈的迷惑地点点头：“会几句……”他又问：“你学过姓马和姓列的赤色理论吗？”姓沈的窘窘地点头。他再问：“你是真信那些理论呢，还是显得你懂得多？”姓沈的忙说：“哪能真信呢！都是惑众的妖言，兄弟我是误入岐途！”陶玉林便用皮鞭顶着他的鼻子骂道：“我就晓得你他妈的并不真信，所以我对你的投案自也不能真信。”

陶玉林令人将姓沈的吊了起来。此时陶玉林已经将姓沈的与周布尔混淆成一个人了，他借机大泄私愤，一皮鞭就将姓沈的眼镜抽掉，姓沈的顿时哇哇尖叫如一头挨宰的猪。陶玉林愈鄙视他，剥掉他的衣服，问他是不是与那女共党策划的苦肉计打进来作奸细，好刺探国军的情报。姓沈的摇头否认，陶玉林就一皮鞭过去，再否认，再一皮鞭过去。姓沈的皮开肉绽，挨了九鞭之后挺不过去了，耷拉着脑袋认了。这时陶玉林才依稀忆起，那个周布尔早已作了他的刀下鬼，自己对这位姓沈的未免太狠了点。但他的屈打成招很让他看不起。陶玉林朝地上啐口痰，命人把他拖回牢里，接着提审女共党于亚男。

于亚男被推到陶玉林面前时，被五花大绑着，押送她的士兵说她很不老实，几次试图逃跑。她的脸被乱蓬蓬的黑遮了大半，月白色的衬衣上印有血迹。陶玉林瞥一眼她的脸，不由一怔，因为那黑遮掩着的眉眼很有几分像陈秀英。他叹口气，让自己从记忆的情境中拔身出来。陈秀英早死了，人死不能复生，也许，女共党都是有几分相像的吧。他走拢去，生出几分怜悯之心，手穿过那缭乱的黑，摸摸她的面颊。她把脸扭向一边，毫无惧色，陶玉林心里暗自又有了几分敬佩。他劝道：“看你好端端一个乖女子，闹什么赤党，找个好男人当个俏堂客生个胖伢儿过个好日子，几多好！何苦把你如花似玉的面模子放到牢里去？我看你都招了吧！”于亚男不理睬他，但他看见她明显地颤抖了一下。陶玉林便令人给她松了绑，并抚摸一下她胳膊上索子勒出的痕迹，然后抬起她的下巴，撩开她的黑，让她面对着他。但手还未离开她的脸，他便惊愕得呆住了：

呈现在他面前的，明明白白是陈秀英的脸！

在再次与陶玉林不期而遇之前，陈秀英走过了一段曲折艰险的道路。那日水上飙手中枪响之后，她倒在雷公岗上，热腾腾的鲜血从她左肩冒出来。她撕了裤脚，挣扎着将伤口缠好。水上飙手下留情，没有打她的要害，让她捡回了一条性命。但她仍感到难以言说的悲哀，因为这一枪来自同志，来自上级。这一枪否定了她的共产党人的身份，那暴裂的声音宣布她已不再属于革命阵营。没有比这更令她伤心的了！她拄着拐杖，一步一歪地离开雷公岗，攀向游击队营地。尽管组织上宣判了她的死刑，她也还是要回到那里去，因为她没有否定自己是个革命者，她属于游击队。由于伤疼，更由于内心的哀恸，她恍恍惚惚在林子里迷失了方向，没能遇上前来寻找她的陶玉林——如果他们相遇，事情也许会朝另外的方向展。她气虚体软，精疲力竭，一小步一小步地挪动，后来绊着一根藤跌倒在地，就再也爬不起来了。如果不是一条赶山狗，她必死无疑。那赶山狗现了她，用吠叫招来了它的主人。那位打猎的山民认出了青龙镇陈家的小姐，多年之前遭受灾荒时，他领受过陈家粥棚的赈济。他把她背在背上，趁着夜色摸下山来。他晓得陈家小姐是官府捉拿的共产党，就小心翼翼地避开了官兵的岗哨，将她送进了陈家大院，并将此事作为一个秘密封存在心里。

陈秀英在陈家大院的地窖里躺了个把月，终于恢复了健康，从死亡的阴影里走了出来。但她并不感到庆幸。她是个既被国民党通缉追杀，又已被共产党枪毙了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过去的陈秀英已经死了。为保证她的安全，父亲与哥哥还煞费苦心地为她举行了葬礼。就在她“出葬”的那天，她得到了陶玉林率队员反水投敌，青龙山游击队全军覆灭的消息。她坐在地窖里不寒而栗，感到自己真被埋葬了一样。她一连数天缄默不语，像只鼹鼠一样躲在地窖里，即使父亲在外面叫她，她也不出来。死去了的陈秀英当然不能再露面，青龙镇乃至整个安华县都已没有她的立足之地。于是在一个多月后，她浓施粉黛，装扮成哥哥的妻子，坐上一顶轿子随哥哥去了长沙。一路没有遇上任何盘查，因为谁都知道安华县已经没有游击队和女共产党了，设卡的兵丁一见她露在轿帘外面的绣花鞋，就挥手放行。

到长沙之后她就改名于亚男，休息一段时间后，经哥哥朋友的介绍，她来到这座湘南小城的中学里当了一名教师。平静的教书生活使她的心灵和身体得到了休养和调整，但排遣不了她的孤单寂寞。她始终难以摆脱那种已经死去的感觉，好几次同事叫她于亚男，她却漠然置之，竟不知道是在叫自己，而又有好几次她独处时，听见有人叫她陈秀英，她兴奋地答应一声，四处环顾，却不见有人。于是她晓得，陈秀英藏在她内心深处，并没有死去。与此同时，她也明白了自己在渴望什么。她的孤单和寂寞，正是因为她的渴望得不到满足所造成。她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寻找这种满足。她教国文，上课时，时不时从她嘴里冒出一些犯忌的话题和字眼。校长是个慈祥的老头，特地告诫她注意谴词用句，不要造成无谓的麻烦。但她注意了一两天后就又忘了。犯忌使她有种快感，也令她的学生兴奋不已，不知不觉就围簇在她身旁。

于是于亚男受到了一个叫沈冬的男教师的注意。其实，她的容貌与气质一直很引人注目，只是她并不自知。沈冬在一个晚霞绚丽的时刻接近了她，那时她正在校外小河边散步。沈冬说：“于小姐，你的思想很进步哟！”她怦然心动，因为沈冬的语言是她所熟悉并已久违了的。她抿嘴莞尔一笑，她并不知道这是她来这儿之后最美丽的一笑，更不清楚这一笑已令沈冬魂不守舍了。他们天南海北地聊天，并有几次涉及时局，她毫不隐瞒自己的倾向。沈冬对她的话无一不持赞同态度，有时甚至比她更为过激。融洽的谈话使时间过得很快，夜幕降临时他们不得不依依作别。她离去时对他会心地一笑，凭着她的敏感，她知道遇见了自己的同志。

果然，这样的谈话有过几次后，沈冬开始向她讲苏俄，讲中华苏维埃。对于陈秀英来说，他讲的革命道理过于简单，过于初级，仿佛对中学生讲授小学课程一样有点可笑，但她如今是于亚男，必须从头开始。她认真而虔诚地听他讲叙，把她的信仰又重新温习了一遍。在他的启下，她亦不时地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他便不时大喜过望，犹如现了一名智力群的学生。终于有一天水到渠成——其实是水在找渠——沈冬问她想不想加入共产党，她毫不思索地点了点头。

于是她举起拳头在党旗下宣了誓，第二次加入了共产党。她终于又找到归属，她为此激动万分。但激动之余又忐忑不安，因为她没有向党组织坦白作为陈秀英的过去，而是为于亚男编织了一个虚假的来历。她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可毕竟是说谎，是一种欺骗行为，她可能要为此内疚一辈子。要减轻内疚，只有尽可能多地为党工作。她一次又一次地向支部请求多给她任务。她的老练和泼辣很快就赢得了同志们的信任和赞誉，联络员牺牲之后，就将这副重担交给了她。

然而于亚男还是陈秀英的秉性，在专注于自己的信念时往往有不该有的忽视。她忽视了自己是一个年轻女子，而且是颇具姿色的年轻女子，而这一点正是当年的蔡如廉与现在的沈冬垂青她的重要原因之一。插秧季节，学校放了几天假，沈冬带她去一个小镇，说是执行一项任务，为避人耳目，他们必须扮作夫妻。对她来说，这没有什么难的。他们顶着毛毛细雨来到小镇，在客栈里订了一间房。她在房里守着，沈冬则去办事。其实，沈冬并没有办什么事，他就躲在不远的小酒馆里就着花生米喝酒，他所执行的任务不过就是想赢得她的芳心，拥有她的身体。蓝色暮霭在镇子上空氤氲时，沈冬行色匆匆地回到客栈，声称任务已顺利完成，很激动的样子，半真半假地吻了一下“太太”。他带她去吃了饭，还敬了她几盅酒。她也很高兴，丝毫没有察觉他那包裹在洋溢的热情里的意图。饭后他们进房歇息，房中只有一张床，他拿条被子，要睡在地板上，让她睡床。她坦然地躺下了，也没感到窘迫和有什么不便，当过几年游击队长的她早已习惯这种处境。沈冬闩上门，在地板上辗转反侧，很久没有入眠。她以为他在思考工作，没有在意，后来听见他一声长叹，便问：“老沈，有什么为难事吗？”

沈冬就坐起来说：“是呵，这件事太为难了！”

她便自告奋勇：“你说出来，看我有没有办法解决。”

沈冬说：“你有，这事只有你能解决”。

她迷惑地问：“什么事？”

沈冬说：“我爱上你了！”

她哑然，懵懵地看着黑暗中的支部书记，仿佛不知道他说什么。她从来没想到这种事，这太出乎她意外。这时沈冬快步过来，跪在她的床前，抓住她的手，冲动地倾诉他对她的爱慕，接着就开始赞美她的身体，从头到脚非常具体，无一遗漏。她觉得这情景非常滑稽，与他支部书记的身份太不相称。这使她想起了周布尔，他们的外貌、神态、口吻都极为相似，只是此时的沈冬不像周布尔那样夹带政治术语，他直截了当地表达他的渴求。语言用完之后，他便吻她的手，从手臂吻到她的肩，留下一些粘乎乎的唾液。

这时她似乎才醒悟过来，轻而易举地将他一掌推开：“老沈，请你自重！”

沈冬颓丧地垂下头，但仍跪在她床前不肯离开：“亚男，你不理解我的心情……”

她对床前的黑影说：“老沈，到此为止，我不怪你，你歇去吧。”

沈冬怏怏地回到地铺上躺下，说：“亚男，请原谅我的莽撞……”

她大度地说：“我不会在意的。”

话虽这么说，她却不能安然入眠了，她仔细地聆听沈冬的呼吸声，一听他翻身，就警觉地瞪大眼睛。直到午夜过后，她听见沈冬打起很响的鼾，才放心地进入梦乡。

天放亮时她作了个恶梦，梦见一头黑熊把她扑倒了，压在她身上让她动弹不得，她憋得透不过气来，一挣扎，醒了。原来那头熊是沈冬，他正在她身上拱动着。本来她是可以抗拒他的，但她现这已毫无意义，他已经进入了她的身体。随着他的动作，屈辱感一波一波地涌进她的心。她感到从未有过的窒息，无力地紧闭双眼，让世界黑下来。

他从她身体上溜下去了很久，她仍摊在那里一动不动。他给她穿衣服时，她把他推开了。她打了一盆水来，认真地清洗自己，她不能把自己和心中某些神圣的东西弄脏了。沈冬在她身后絮絮叨叨说些饶恕和原谅的话，她没有听清，也不理睬。她安慰自己：这算什么，不过让男人睡了一回，你不是都枪毙过一次了么？

这以后沈冬很少主动来找她，倒是她找他的次数多，因她是联络员，上级的指令都要经她的手传递。每次见他，她都尽力克制内心的厌恶，告诫自己他到底是党组织负责人，不要在道德上苛求他。与党的事业相比，个人的身体被玷污一次，实在不算什么。她很快就将羞辱埋葬在记忆的深处，不再去碰它。她可以毫无愧色地面对沈冬，面对自己了。

然而在她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之后，命运的波折又随着夏日的炎热猝然来到。这日沈冬惊慌失措地来到她的寝室，告诉她一个支部委员被国民党县党部抓去，供出了所有支部成员，铲共义勇队马上要抓人了。

她说：“赶快通知同志们转移吧！”

沈冬说：“来不及了！现在我俩只有一个办法。”

她催他：“你快说！”

沈冬迟疑一下，断然说：“事到如今，我们只有先行一步，去投国军了！这样可免遭铲共义勇队的毒打！”

她大惊失色：“你要叛变投敌？！”

沈冬抓起她一只手：“亚男，别死心眼，我们只有这一条路走了！共产革命在中国不可能成功，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我也过够了！亚男，赶快跟我走吧！”

她愤怒地挣开手，甩了他一耳光：“你这无耻叛徒！”

沈冬立时凶相毕露，向她猛扑过来。她被撞倒了，脑壳碰在床腿上，晕了过去。待她醒来，已被绳索绑住。沈冬叫来几个士兵，将她拽起，押往国军营地。她一路骂不绝口，毫无惧色。她晓得等待她的有皮鞭、老虎凳、辣椒水，却不知道还有她过去的副手陶玉林。

惊愕过去之后，陶玉林心头卷起欣喜的热潮。他心仪的女人竟还活在人世，并在这种情况下与他重逢，老天真是有眼！他情不自禁地再次伸手轻抚她的面颊。但她把脸挪开了，双眼瞪得溜圆，眸子里射出两缕仇恨的目光。这敌对的目光使他记起了自己的身份。他扯扯军装，装模作样地开始审问。但她嘴巴关得铁紧，根本不予理睬。手下人急着要用刑，他制止了，说：“对女人那么狠干什么？饿她两天三夜，她就招了的。”

陶玉林当然不能真的饿她，不仅不能饿她，还要救她，而且要越快越好。他的连队里还有当初随他反水的游击队员，他们若认出陈秀英，麻烦就大了。当天夜里，他提了一罐红米粥去了地牢，并让人卸下了她的脚镣和手铐。他喝退手下人，又对哨兵眨眨眼，让他关上牢门。哨兵认为连长对这个漂亮女犯有了兴趣，知趣地关门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