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市长笑了。
“俞总,“他说,“我算是明白了。“
“明白什么?“
“你不是‘没钱’。“田市长说,“你是‘不肯多出’。“
俞章平也笑了:“田市长,我要是‘多出’,那这厂,往后就活不了。“
“为什么?“
“因为我多出三千万,“俞章平说,“这三千万,我得从厂里挣回来。厂子一年挣五百万,我得挣六年。六年,厂子的设备,又老了一轮。“
“我多出三千万,“俞章平说,“厂子就多背三千万的债。背着债的厂,不敢投研发,不敢改设备,不敢做精酿。“
“最后,“俞章平说,“厂子还是那个厂,一年亏八十万。只是换了个老板。“
田市长夹了一筷子青菜,慢慢嚼着。
“俞总,“他说,“你这个话,跟我前两天看的一份材料,说的是一个理。“
“什么材料?“
“一份关于‘国企改制’的调研报告。“田市长说,“报告里说,很多国企改制,改到最后,是‘改了个名’。厂子还是那个厂,人还是那些人,亏还是那么亏。为什么?因为改制的时候,‘价’定高了。接盘的人,背着债,动不了。“
“这个报告,“田市长说,“我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
他放下筷子。
“俞总,“他说,“四千万这个价,我可以往上报。可我得有个‘说法’。市里开会,我要能说清楚——为什么从七千万,降到四千万。“
“说法,我有。“俞章平说。
“什么说法?“
“三个字。“俞章平说,“‘救活它’。“
“救活它?“
“对。“俞章平说,“田市长,七千万这个价,谁买?“
“……没人买。“田市长说。
“为什么没人买?“
“因为贵。“
“对,因为贵。“俞章平说,“七千万,买一个一年亏八十万的厂。这个账,谁算,谁不买。“
“没人买,厂子就一直在市里手里。“俞章平说,“在市里手里,一年亏八十万。三年,亏两百四十万。五年,亏四百万。“
“五年之后,“俞章平说,“设备更老,人更少,债更多。到那个时候,这个厂,连四千万都不值。“
“我现在出四千万,“俞章平说,“市里拿两千八百万现金。这两千八百万,市里可以拿去修路、拿去建学校、拿去干别的。“
“厂子到了我手里,一年能挣五百万。五百万里,有税费。税费交给你,一年一千多万。“
“田市长,“俞章平说,“这笔账,怎么算,市里都不亏。“
田市长端起碗,喝了一口汤。
他把碗放下,用餐巾擦了擦嘴。
“俞总,“他说,“你这个‘说法’,我认。“
“不过,“他说,“我还得加一条。“
“您说。“
“三年。“田市长说,“我给你三年。三年之内,这个厂,不能亏。三年之后,产值要到六千万。“
“六千万……“俞章平在心里算了算,“田市长,六千万,我敢签。“
“敢签?“
“敢。“俞章平说,“不过,我也有个条件。“
“说。“
“这三年,市里不能给我‘加担子’。“俞章平说,“什么叫加担子?就是今天让我安排二十个人,明天让我捐一笔款,后天让我接一个‘关系户’。“
“这种事,“俞章平说,“有一件,我这六千万,就完不成。“
桌上,几个人都停下了筷子。
田市长看着他,看了好一会儿。
“俞总,“他说,“你这话,说得直。“
“直,是因为我怕。“俞章平说,“田市长,我做生意,最怕的不是市场,是‘人情’。市场输了,我认。人情输了,我连怎么输的都不知道。“
田市长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