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快十一点了,玛丽进门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掉高跟鞋。
她扶着桌沿坐下,对着镜子摘下耳环。
「美国人对历史的理解确实很有想像力。」
黎塞留把外套挂起来。
「你承认音乐剧不错?」
「我说的是想像力。」玛丽换回法语,「如果十八世纪的人真的穿成那个样子参加内阁会议,法国宫廷至少会先替他们换一个裁缝。」
黎塞留没接话,玛丽从镜子里看了他一眼,这很罕见。
通常她说到这里,阿尔芒至少会提醒她,舍夫勒斯公爵夫人过去在巴黎也穿过一些让神父皱眉的衣服。
但今天他没有,因为黎塞留从书架上拿出了一本《联邦党人文集》,已经坐到书桌前在翻看了。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今晚的音乐剧让他开始对这个名字产生了兴趣。
黎塞留原本对美国的联邦制并没有太高的评价,甚至可以说他本能地不喜欢这种制度,毕竟他花了大半辈子做的事情,就是把散落在法国各处的权力一点点地收回来。
一个国家如果连税收、军队和外交都要不断和内部那些人讨价还价,那很难被称为是一个真正的国家。
所以他削弱贵族,拆毁不受王权控制的堡垒,压制地方政治力量,把越来越多的决定重新送回巴黎。
他相信国家必须拥有足够强的中心,地方贵族就算再有自己的利益,也不能让整个法国跟着他一起冒险。
黎塞留后来最看重的所谓国家理性,说到底也是创建在这个前提之上的。
先得有一个能够作出决定,并且让决定真正运行下去的国家。
所以他第一次了解到美国建国初期的制度的时候,多少觉得这些人有点疯狂。
十三个州,各有政府,各有议会,各自保留大量权力。
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还要不断划线,法院又可以进来判断谁越了界。
放在十七世纪的法国,这种结构在黎塞留眼里大概会被直接归进「迟早要出事」的一类,一个国家居然主动允许内部存在这么多能够对中央说「不」的地方。
可读得越多,黎塞留越发现,自己最开始可能用了法国人的眼睛去看美国。
法国的问题,是一个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的王国,内部还有太多不肯服从中央的力量。
美国面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这个国家一开始就是十三个政治共同体拼凑出来的。
他们刚刚联手赶走了一个远在伦敦,总想告诉他们应该怎么生活的国王,这种时候再告诉十三个州:从今天开始,把权力全部交给一个新的中央。
恐怕这场革命刚结束,下一场战争就该开始了。
黎塞留看到这里,反而能够理解那些建国者们的处境。
真正的政治家很少有资格选择自己最喜欢的制度,他们只能根据实际情况,来不断对制度进行调整。
法国有法国的问题,美国也有美国的问题。
制度说到底只是一种工具,能够把眼前这群彼此戒备的人暂时装进同一个国家,让他们愿意继续留在里面,这套工具就有了存在的理由。
所以美国最后选择了一套很奇怪的办法。州继续存在,地方继续拥有自己的权力,中央也不能随意伸手。
可与此同时,联邦政府又必须获得一些真正属于国家的能力。
征税,借债,管理贸易,维持军队,处理外交……
其实从纸面上给华盛顿一些权力并不难,真正困难的是怎么让十三个州里的那些商人、银行家和地方政治精英,愿意承认这个新出现的联邦政府和自己有关系。
而汉密尔顿似乎找到了一种黎塞留非常熟悉的办法。
利益。
十三个州刚刚打完一场战争,各自背着债务,也各自有自己的地方关系。这些力量互相纠缠,各有各的算盘。
汉密尔顿并没有要求他们先学会热爱联邦,而是先把他们重新纳入到同一套财政体系里。
金融机构开始围绕新的中央财政运转。
原本只关心纽约或者维吉尼亚的人,逐渐发现自己的财富开始和华盛顿发生了关系。
当一个人的债券需要联邦政府按时还钱的时候,他自然会希望这个政府继续存在。
黎塞留看到这里,手指停在纸页上。
这就有意思了。
美国建国之初最麻烦的问题,就是内部存在太多互相牵制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