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没亮透时,汤姆·阿特金已经醒了。
他不是被号角叫醒的。法莱兹城堡的号角近来吹得少,值勤官也懒得在清早把人从草垫上拽起来。城里没有法军攻城,外面的路也没见大队敌骑。
真正叫醒汤姆的是肩膀。左肩先疼,像一块旧木头在潮气里涨开;接着是右手食指,指节弯着,皮底下硬得像有一粒石子。
他在黑暗里伸手摸到弓。
长弓靠在墙角,隔夜的寒气贴着木背。他用拇指顺着弓身摸了一遍,摸到一处细小的起刺,皱了皱眉。那是昨天没擦干净的泥。
他没有骂出声,只在心里说了一句该死,随即又在舌头底下换成了该死的boue。泥。这个词他已经用惯了,有时想不起来英文该怎么说,非得在嘴里绕一下。
兵营小屋里还有三个人睡着。威尔·格兰特打鼾,声音像破风箱。内德把靴子当枕头,脚伸在过道上。另一个小伙子叫杰克,才从海那边来两年,总说法兰西的面包硬,酒酸,女人看人像看一只脏狗。
汤姆从他脚边跨过去,拿起弓和箭袋,披上旧外衣,推门出去。
法莱兹的清晨有马厩味,湿石头味,还有烤炉刚点起时的烟味。城堡墙上结着薄霜,守夜的兵在门洞里跺脚,见他出来,抬了抬下巴。
“Tom。”
“aye。”
汤姆应了一声,走到内院靠墙那块地方。那里有个草靶,已经被射得松散,稻草从麻绳里鼓出来。
每个早晨,他都要拉十箭。有时候十五箭。无关给谁看,也无关立功。手一旦松了,就会忘。弓不会等人。敌人也不会。
他站定,脚踩在冻硬的泥上,吐出一口白气。左臂伸出去,右手勾弦。食指旧茧压在弦上,疼了一下。他没有停。
第一箭偏了,扎在靶边。
他骂了一声,声音不高。第二箭中了中间偏下。第三箭更好。到第十箭时,肩膀热起来,手也醒了。他把箭一支支拔回来,数了两遍,确认没有少。
箭头要钱,羽毛要钱,什么都要钱。城堡欠了他们三个月军饷,值勤官每周都说下月会来,银币在路上,鲁昂知道他们的苦处。鲁昂总是知道,银币总是在路上。
汤姆把弓套好,去门房报到。
值勤官坐在一张小桌后面,拿冷手指翻名册。他不是骑士,只是个管点数和口粮的男人,胡子刮得不干净,眼里总有没睡够的红。他听汤姆报上名字,随手划了一下。
“here。”
“heree1seou1dIbe?”
值勤官抬眼看了他一下,像是听懂了,又像没有。
汤姆不该说这句。约克郡人说话本来就粗,到了法兰西十二年,也没有变得好听。他的英语里夹着法语,他的法语里带着北方石头一样硬的音。
城里人笑过他的舌头,说他把bonjour说得像在咬一块骨头。汤姆不在乎。能买面包,能问路,能叫孩子闭嘴,能让木匠铺的人听懂他要几根梁木,这就够了。
他白天不总在城堡里。法莱兹不是一座只剩军营的城。下面的街道窄,屋檐低,雨水从瓦缝滴下来,滴到泥沟里。
圣母教堂的钟一响,市场就动起来。卖鱼的女人把桶放在石板上,喊价喊得比军官还凶;卖盐的人用布盖着袋口,不让潮气进去;面包师的儿子用木板托着新烤的圆面包,从铺子后门出来,蒸汽从他肩上冒起来。
汤姆认识他们。他知道哪个寡妇会少给英军找钱,哪个车夫嘴上骂英格兰人、却会在下雨时让汤姆站到棚子下面。
他知道哪家酒馆的啤酒淡,哪家的cider还算过得去。他也知道哪些人看见他的红十字旧徽会把眼睛移开。
他们看他,不像看一个要走进城的敌人。更像看一根钉子。钉在板子里太久,拔出来会留下洞,不拔又碍眼。
玛丽的父亲让·勒布伦的木匠铺在市场东边,离教堂不远。铺子门口总有刨花,干的时候卷成浅黄色,湿的时候贴在石头上。
汤姆经过时,老让正在刨一块橡木板,脖子后面全是灰白的头。他年轻时该是个壮汉,现在背弯了,手却还稳。
“早,père,”汤姆说。
老让抬头看他,哼了一声。他从不叫汤姆son,也很少叫他Tom。他叫他1’ang1ais,英国人。十年里一直这样。汤姆也一直叫他père,父亲。两个人都知道这不是亲热,只是屋檐下的规矩。
“玛丽在后面。”老让用法语说,“面粉到了,但少一袋。那个车夫说路上漏了。”
“他撒谎。”
“你去说?”
汤姆看了看自己的旧外衣,又看了看挂在门里的短剑。“我去说,他明天就说英国兵抢他的货。”
老让嘴角动了一下,像笑,又不像。“那就少一袋。”
汤姆没再说话。他走进铺子后院。玛丽正在把一小袋面粉搬到墙边,袖子卷到肘上,头用布巾包着。她比他小几岁,脸上有细纹,手指被针和木刺扎得粗了。
她早已不再是汤姆初见时那个站在门槛后面的姑娘。那时她不愿看他,因为她哥哥死在阿金库尔,死在英格兰人的箭雨和泥里。
可她父亲的木料卖给城堡,床架、车轮、门闩、箭箱,都要人做。英军带来的银币养活了这间铺子,也把她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