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437年冬。
教皇特使还没有出,鲁昂旧案的管辖权之争还没有摆到布尔日的桌上。
许多事还在远处。
许多事还在路上。
佩里第一次以这种身份进入罗马时,城门边的泥水溅到了他的黑衣下摆。
衣服是旧的。旧黑衣在法兰西宫廷里像一块不起眼的阴影,在罗马也一样。布料被反复刷洗得硬,袖口补过两次,领边干净,却没有任何能让人多看一眼的东西。没有显赫纹章,没有金线,没有可以被门房一眼认出的随从。
他只有一名年轻书记和两个挑夫;挑夫在入城后便去了阿尔贝加蒂枢机主教安排的住处,书记则被他留在离街口一段距离的地方。
法兰西宫廷给他的指示很短。
以不存在的方式存在。
这句话是约兰德夫人亲口说的。她说的时候,手边放着三封来自不同渠道的信,一封从佛罗伦萨来,一封从里昂来,一封没有封蜡,只有一道被水浸过的折痕。她没有抬头看他,只用指尖压住最上面那封信的边角。
“到罗马以后,你不是使节。”
“是。”
“不是圣女的代理人。”
“是。”
“不是国王的公开辩护士。”
“是。”
她这才看他一眼。“你是一个带着若干法理问题去请教罗马的法兰西教士。你需要让他们觉得,承认这些问题存在,比假装没有看见它们更安全。”
佩里当时清了清嗓子。这动作已经跟了他多年。有人以为那是怯,有人以为那是喉疾,也有人以为那只是一个二十多岁时进宫的年轻神父留下来的笨拙习惯。
如今他三十出头,脸比从前更瘦,鼻梁仍旧高,黑衣仍旧旧而干净。那些人已经习惯他在早祷中同一个拉丁词上绊倒,习惯他进门前轻轻清嗓,习惯他像一只被放在宫廷边缘的普通器皿。
普通器皿最安全。
他在巴黎大学读神学时,没有人把他当成器皿。他的老师知道他记得住注疏旁枝,知道他能在一夜之间把一个判例从《教令集》的某一条拖到教宗敕令的另一条,再找出二者之间那一寸可以站人的缝隙。
主修教会法从来不会让一个人相信法律会自己伸手救人。恰恰相反,它让人知道法律只在有人把它拿起来、磨亮、递到合适的人面前时才会有重量。
大学毕业后,约兰德夫人把他招入布尔日宫廷。表面上,他是早祷神父,一个口齿不算完美、性情安静、会在重要人物进门时把眼睛垂下去的世俗教士。
私下里,他读信,拆论证,替她判断哪些话能写,哪些话只能由活人带过去说,哪些话连活人也不能说,只能让对方自己想出来。
罗马是第一次。
他从前见过罗马。年轻时他在博洛尼亚短期进修,曾随一队修会学生经过城外一段旧路。那时他看见的是远处的墙、塔影和夕阳里一排像断牙一样的古柱。那不算到达。那只是一个学生从书页外侧瞥见书脊上的名字。
这一次,他带着法兰西宫廷的纸,带着约兰德夫人不署名的意思,带着一份不能公开叫作请愿书的备忘录,走在罗马街上。
罗马不像他年轻时从拉丁诗里读到的城。古迹与垃圾并排。半塌的拱门下有人晾湿布,石像缺了头,脚边堆着菜叶、灰土和被骡子踩烂的稻草。教廷的骡马从窄巷中挤过去,鞍边挂着印有徽记的皮袋;两个流浪汉贴着墙根让路。
孩子们在旧柱基旁追逐,追到一半停下来,看他这个不带随从的法兰西教士,眼睛里没有敬意,只有衡量。
佩里走得不快。他不想显得像来索取什么,也不想显得像在躲什么。他学会了用宫廷里那种恰好的度行走让别人可以看见他,却不愿意花力气记住他。
阿尔贝加蒂枢机主教给他安排的住处在阿文丁山一侧,一座小修道院旁的私人宅邸。院墙不高,门上没有新漆,井边有一棵矮树,冬天只剩细枝。
房间窄,床硬,窗外能听见修士夜间起身时的脚步声。佩里把皮箱放到床脚,先检查文书,再检查窗栓,最后才把手按在膝盖上。
膝盖有些疼。
巴黎大学时期没有这种疼。过去一年才开始有。上楼时不明显,下坡时明显。每当他感到疼,便会想起自己从前把年长教士的缓慢误认为性格,现在才知道身体也会参与一个人的谨慎。
第二天下午,阿尔贝加蒂的人来接他。来人是个穿灰衣的书记,话不多,只说枢机主教愿意在晚祷前见他一刻钟。佩里换上同一件黑衣,重新梳平袖口,把一小册摘录放进怀里。冬日的罗马有一种干冷,阳光明亮,却不让人暖和。
阿尔贝加蒂见他的地方在一间有高窗的小书房。窗台上放着一只羽毛笔,笔尖已经削好,旁边压着半张没有写完的纸。
枢机主教比佩里预想的更瘦,脸温和,眼睛却很安静,像深井。那种安静不是柔和,而是让人知道自己丢下去的每一句话都会落到底。
佩里行礼。
“皮埃尔·佩里。”阿尔贝加蒂用法兰西语念他的名字,口音很轻。
“枢机大人。”
“你在巴黎大学读书。”
“是。神学硕士,主修教会法。”
“后来去了布尔日。”
“是。”
阿尔贝加蒂看着他,像是在确认这些简单事实后面是否还有必须当面说破的东西。佩里没有补充。一个法兰西宫廷派来的世俗教士,若能安静地承认自己曾在巴黎大学读教会法,已经足够。更多的话会让房间变窄。
枢机主教指了指椅子。佩里坐下,坐在椅边三分之一处。
“明日不是审判。”阿尔贝加蒂说。
“我明白。”
“不是听证。”
“我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