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合院到前门火车站,要走将近四十分钟的路。何雨柱带着妹妹穿过南锣鼓巷,拐上地安门外大街,一路往南。清晨的四九城还没完全醒来,街上行人稀少,偶尔有送煤的板车从身边经过,车轱辘碾在石板路上,出沉闷的辘辘声。
何雨水走了一阵,忍不住又问:“哥,咱们到了保定,去哪儿找爹?”
“有地址。”何雨柱从怀里掏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条,展开给妹妹看。纸条上写着一行字,字迹不算好看,但是一笔一划很清楚:保定府城隍庙街二十七号。
“这地址你从哪儿弄来的?”何雨水接过纸条,翻来覆去看了两遍。
“爹留的信封上有邮戳,是保定寄出来的。后来我又托烧饼铺老板打听过——他有个表弟在保定做生意,帮我查到了白寡妇的住处。”何雨柱把纸条收回来,重新揣进怀里的暗袋里,“城隍庙街那一带,住的都是小商小贩,白寡妇在那附近租了房子。”
何雨水沉默了一会儿,又问:“那咱们到了保定,是先去找爹,还是先找街道办?”
“先找地方住下。”何雨柱说,“然后再去找街道办。得按程序来——先让当地政府出面,咱们自己冲上门去闹,反而落了下乘。”
何雨水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到了前门火车站,天色已经大亮。火车站是清末民初的老建筑,灰砖墙,拱形门窗,正门上方挂着一面大钟,指针正指向七点一刻。站前广场上已经有了不少人,扛着行李卷的、挑着担子的、牵着孩子的,乱哄哄地挤作一团。空气中混杂着煤烟味、人汗味和火车站特有的那种铁锈味,熏得人脑仁疼。
何雨柱拉着妹妹穿过人群,走到售票窗口前。窗口已经排了七八个人,他站到队尾,从兜里掏出钱来数了数。去保定的火车票不贵,两张硬座花不了多少钱,但他还是数得很仔细——现在每一分钱都要用在刀刃上。
排了十来分钟队,轮到他时,里面是个戴眼镜的中年售票员,面无表情地问:“去哪儿?”
“保定,两张。”
“几点的?”
“最近的。”
售票员翻了翻时刻表:“八点半有一趟,慢车,到保定得下午一点多。十点钟还有一趟快车,到保定十一点四十。”
何雨柱想了想:“要八点半那趟。”
售票员撕了两张票,报了个价钱。何雨柱把钱递过去,接过车票,仔细核对了一遍日期和车次,然后拉着妹妹往候车室走。
候车室里人更多。长条木椅上坐满了旅客,地上堆着大大小小的行李包裹,连下脚的地方都不好找。何雨柱找了个靠墙角的位置,让何雨水坐在行李包上,自己站在旁边,背靠着墙,目光扫视着周围的人群。
“哥,”何雨水仰起脸,声音压得很低,“咱们这一去,得几天?”
“快则三天,慢则五天。”何雨柱说,“主要看街道办和公安那边的处理度。要是顺利的话——”他顿了顿,想着怎么说才能让妹妹安心,“顺利的话,咱们把事情办完就回来。你还要上学,不能耽误太多功课。”
何雨水低下头,手指无意识地绞着书包带子。过了好一会儿,她才闷声说:“哥,你说……爹会不会求咱们?”
何雨柱没有立刻回答。他看着候车室里熙熙攘攘的人群,看着那些大包小包、拖家带口的旅客,每个人脸上都带着旅途的疲惫和奔波的焦虑。然后他把视线收回来,落在妹妹的顶上。
“他求不求,结果都一样。”何雨柱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近乎冷酷,“遗弃未成年子女是事实,不是他求两句就能抹掉的。法律不看人情,看证据。他有手有脚,不是养不起我们——他是不想养。这就要付出代价。”
何雨水没有再问了。她把手从书包带上松开,悄悄攥住了哥哥的衣角。
八点一刻,广播里开始通知检票。何雨柱拎起布包,带着妹妹往检票口走。检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旅客们一个挨一个地往前挪,把车票举在手里,等着检票员用钳子在票上咔嚓剪一下。
上了车,何雨柱找到座位,让何雨水靠窗坐下,自己在她旁边坐好。车厢里人不算多,他们对面坐着一个抱小孩的妇女,旁边过道对面是个穿灰布中山装的中年人,正靠在椅背上打盹。
八点半,火车准时车。汽笛拉响,车轮开始转动,哐当哐当的声音逐渐加快,车窗外的站台和房屋开始往后倒退。何雨水趴在车窗上,看着四九的城墙和城楼一点一点往后退,直到再也看不见了,才坐回座位。
“哥,”她转过来,看着何雨柱,“到了保定,咱们见到爹,我该说什么?”
何雨柱看着妹妹认真的神情,心里忽然有些不是滋味。她才多大,就要面对这种事——亲生父亲抛弃了她,而她现在要跟着哥哥去送亲爹坐牢。换了别的孩子,可能早就哭得稀里哗啦了。但何雨水没有。她一路上问的都是具体的问题,怎么办、怎么说、怎么应对。这孩子懂事得太早,早得让人心疼。
“你什么都不用说。”何雨柱说,“到时候街道办的人问什么,你就答什么。记住一点——说实话就行。爹是什么时候走的,走了以后有没有给家里寄过钱,寄过粮票,有没有写信——这些都照实说。”
何雨水点了点头,掰着手指头默念:“爹走的那天是去年秋天,十月初九。走的时候我放学回来,家里就没人了。他留了一封信在桌上,信里说跟白姨去保定,让我和哥自己过日子。后来……后来一封信也没寄过,一分钱也没寄过。”
“对,就是这样。”何雨柱握住妹妹的手,“你只要说实话,剩下的事交给哥来办。”
对面的妇女一直在哄孩子,听了兄妹俩的对话,忍不住多看了何雨柱几眼。何雨柱感觉到了她的目光,转过头去,冲她点了点头。那妇女赶紧把视线移开,继续低头哄孩子。
火车往南开了大约一个小时,窗外的景色从城市变成了田野。三月的华北平原,地里还没开始种庄稼,裸露的黄土地一块一块地铺展开去,偶尔能看见几棵光秃秃的树站在田埂上。远处的村庄灰扑扑的,房顶上的烟囱冒着细细的白烟,被风吹散了,融进灰蒙蒙的天空里。
何雨柱从布包里掏出两个窝头,分了一个给妹妹。窝头是昨天晚上蒸的,现在已经凉透了,硬邦邦的,咬一口要嚼半天。何雨水接过去,小口小口地啃着,也不嫌弃。
“到了保定,哥带你去吃顿好的。”何雨柱说。
“吃什么好的?”
“保定驴肉火烧,听说过吗?”
何雨水摇了摇头。
“保定的驴肉火烧挺有名的,火烧皮酥,驴肉香,切成薄片夹在火烧里,咬一口满嘴流油。”何雨柱说这话的时候,脸上难得带了点笑意,“等事情办完了,咱们去尝尝。”
何雨水眼睛亮了一下,但很快又暗下去:“办完事……那时候还吃得下吗?”
“怎么吃不下?”何雨柱把最后一口窝头咽下去,拍了拍手上的碎屑,“他做了对不起咱们的事,咱们按法律办事,天经地义。办完了,该吃饭吃饭,该过日子过日子。犯不着为了一个不负责任的人,把自己搞得吃不香睡不着。”
何雨水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哥,你变了好多。”
何雨柱心里微微一动,面上不动声色:“怎么变了?”
“以前……”何雨水斟酌着措辞,“以前你脾气急,院里谁惹了你,你当场就炸。可是现在你什么事都不急,一步一步都算得好好的。连对爹这件事也是——你好像一点都不难过。”
何雨柱靠在椅背上,看着车顶的灯罩,过了一会儿才说:“难过有用吗?难过能让爹回来?还是能让咱们的日子好过?”
何雨水没说话。
“雨水,”何雨柱转过头,认真地看着妹妹,“这世上的事,有些是你难过了就能解决的——那你就难过一会儿。有些是你难过也没用的——那就别难过了,把力气用在有用的地方。咱们兄妹俩如今没有爹管,更要活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该拿主意就拿主意,不许优柔寡断。”
何雨水看着哥哥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没有迷茫,也没有愤怒,只有一种她不太懂但是觉得很安心的东西。她用力点了点头:“我知道了。”
火车继续往南开。车厢里渐渐暖和起来,对面的小孩睡着了,安静地躺在母亲怀里。过道那边的中年人也醒了,从包里掏出一张报纸翻看。何雨柱闭上眼睛,在心里默默盘算着到保定之后的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