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o年5月12日,维也纳,第18区,一间临街的旧公寓。
他睡得很浅。
五十三岁的睡眠像一张用旧的地图,折痕太深,无论如何铺不平。
栗树花落在窗台上,风把它们吹成细小的、干燥的旋涡。
他听见自己的心跳,一下,又一下,像打字机的键,在空白的纸页上敲不出任何字母。
房间里有光。
不是台灯的光——是一种他从没见过的、均匀的、没有源头的灰白色,像旧照片的底版。
光从四面八方渗进来,把书柜、手稿、那台他用顺手了的贝尔普打字机都镀上一层薄薄的、不属于此刻的质感。
有脚步声。
一步,一步,不重,但极稳。
他转过头。
门口站着一个人。
制服不是他熟悉的任何一种。
但这个人。
这个人的脸。
他认识。
五十三岁的卡尔·考茨基从床上撑起身体。
他的手指攥紧被单,指节泛白。
他想说话,喉咙里像灌满了旧报纸的纸浆,一个字都挤不出来。
那个人走近了一步。
靴跟落在地板上,出极轻的一声。
灰白色的光照亮了他的脸。
没有皱纹。
没有眼袋。
没有长年伏案留下的颈椎前倾,没有六十三岁——不,他此刻只有二十三岁。
胡子刮得很干净。
头浓密,梳向一边,蜡在额角凝出一道细细的、笔直的线。
眼睛下面没有墨渍似的青黑,眼眶里装的不是四十年论战堆积的疲倦——是维也纳大学图书馆凌晨三点的煤气灯,是《新时代》编辑部第一次来信时从信封里透出的油墨味,是还没有学会怀疑的、完整无缺的、崭新过头的信仰。
年轻的他站在门口。
手里握着一支枪。
“你——”
年轻的他举起枪。
不是对着考茨基的头。
不是对着他的胸口。
他举起枪,枪口抵在自己右边的太阳穴。
年轻的皮肤被冰冷的金属压出一个浅浅的凹痕。
“不——”
年轻的他扣下了扳机。
没有枪声。
没有血。
年轻的他的太阳穴完好如初,皮肤上那个凹痕正在缓慢地、缓慢地平复。
他放下枪,枪口离开皮肤的那一瞬,考茨基看清了握把上的铭文:
k·k·188o–192o
他一生没有开过枪。
他一生的子弹,都是用别的方式射出去的。
年轻的他看着他。
那双二十三岁的眼睛没有任何表情。
不是愤怒,不是怨恨,不是控诉。
只有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