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言一出连周泽辉都愣了,这话难听得像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他抬手拍了拍刘冉茵的后肩,安慰这位直面如此脏话的女士,而刘冉茵摇摇头,她知道这个“你”并不是她。
李和铮又变得暴躁。他迫切地需要一个解法。
最终,刘冉茵叹了口气,说,不如试试催眠,把所有你接受不了的都忘掉。
他们四个人对于催眠本身各执一词,经历了怎样的拉锯并不重要,最终的结论是白逐雪亲手起草了一份保密协议,通了关系,找到了一位技术高能做深度催眠的老先生。
为什么保密协议没有老先生,因为他已行将就木,肺癌最末期,戴着呼吸机,不久于人世。
老先生并不避讳自己时日无多,只说死人不会开口说话,我也不愿在你们的保密协议里添上我的名字,只管做了就好,剩下的,也许过几天你们再来看我,我便已经不在了。
老先生面临生死的态度,是钻了牛角尖的李和铮在被催眠之前,关于那些生生死死,上的最后一课。
他们来到老先生的病房,刘冉茵先陪老先生聊了会儿天,而后换上李和铮,他们锁上了门。
李和铮花了一个多小时,一五一十地将哥伦比亚生的所有,一直到回国后与骆弥生见的这一面,和盘托出。
对于战地的部分,老先生没什么想问的,只是记下了它们,对于骆弥生,他确认了一遍,这个人,也要忘记?
不是忘记他这个人,是忘了这一面吧。李和铮平淡地,我们不是那样的人,这段记忆让我恶心。
为什么恶心?
不论是失控的我还是失控的他,都很恶心。扬言要一起去死,恶心。还有,我为了写这报道,把他抛弃了,他竟然还要过来跟我说没关系,愿意等我,未来还想和我一起。这也很恶心。您懂这种恶心指的是什么吗?
当然。
所以,这是无解的。您就让我把这一整段记忆都忘了吧,包括我见他的这一面,让我们放过彼此。
老先生温和地看着他,说,你的人生非常简单,非常垂直,也非常深刻。忘记这深深刺伤你的一切,你可能会忘了什么是爱。我是说,所有,有关爱的感知。也许忘记后,你便不会再写战地报道了。
李和铮抬眼看过去,冷静地。我坐在这里,是因为我还想活下去,我想到我为了经营这事业付出的种种,如鲠在喉。所以,不论我之后是否还有能力写报道,我都认。
那便没什么可说的了,深度催眠需要一个锚点,以便于日后你可能有需求想要再把它们找回来。我的建议是你在你身上留下点什么,能一直存在的。
那么理所当然的,最合适的,是留下一道疤。
他想到了膝窝里,那道让他恨战争、恨自己的一道疤。
李和铮平静地抽出了他的折叠刀,毫不顾忌地撩起裤腿,屈腿踩在病床的床沿,尽量收了点力,自下而上地划了上去。
都忘了吧。忘了它。继续走下去。
再然后的一切都变得乏善可陈了。一觉醒来的李和铮拥有了一条由他自己亲手造就的瘸腿,也获得了一段完整的、完美的、与真相相去甚远的记忆。
他没有失去欲望,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到哥伦比亚,继续他未竟的事业。
实际上,他和新记忆有一段时间的磨合适应期,在浑浑噩噩的休整和对瘸腿的忽略中,他写了一些蒙骗自己的、并没有留下清晰记忆的第三人称组稿。
神奇而又残忍的是,等他回到哥伦比亚,新的难民营已经建好。其实这并不神奇,也不残忍,只是寻常。那死伤无数的孩子已经化作历史战车下的尘埃,仍有源源不断的伤者被送进难民营里,当他写报道的样本。
而他因为找不到明确的参与感,第一次转换了写作视角写下的稿件,竟依然在国际上获奖了。那能说明什么呢?说明他就该干这件事,他命中注定要为那些无法被看见的、变成时代的尘埃的人类声。
他的人生重新正常运转起来。
只可惜,再后来,他拖着总是在疼痛的、跑不起来的瘸腿,走过几个小国,在战火中饱受ptsd的侵扰,久了久了,让他本能地感受到一种本能的疲惫,逐渐与那种“心有余力不足”的折磨和平共处。
但那依然是属于李和铮的选择。那时他是清醒而自洽的,他不是没有选择了才被迫决定回国当老师,是他明确做出了退休的决定,才停下了脚步。
在李和铮终于向“走不动”的自己妥协,歇歇脚,冲白逐雪宣布辞职失败,不听劝阻,正式来到他人生的分岔路上,开始当老师的第一天——
他与骆弥生在学校的食堂里遇见了彼此。
不偏不倚地,时机恰似刚刚好的,他们看见彼此,只当是久别重逢。却不知道,他们看见的是残缺不全的、完全陌生的、已经一再因各式各样可笑的原因错过的彼此。
他们一个选择完全遗忘三年前那样疯狂的一面,逃避其中属于人类情感的部分,不愿回,不敢承情,不能将它安放在记忆的一隅;另一个只敢在记忆里把它定义成了“他们吵了一架”,只敢记得开头与结尾,真正刻肤切骨的部分悉数隐去,未雨绸缪已久,却在真正生时毫不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