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姑低头看了一眼,脸色变了。
那种变化很细微,但我看得很清楚——她的嘴唇抿了一下,眼角的肌肉抽动了一瞬。她没有伸手去拿照片,反而把身体往沙靠背里缩了缩,好像那张照片本身带着某种不洁的东西。
“你从哪儿找到的?”她的声音压得很低。
“爸的画室里。夹在一摞素描纸中间。”我说,“照片后面有字,爸写的,说1976年8月,雾川。”
姑姑沉默了很久。客厅里只有墙上挂钟的秒针在走动,咔嗒咔嗒,像某种耐心的、不知疲倦的敲击。
“那年他去了三个多月。”姑姑终于开口,目光落在茶几上,但没有聚焦在照片上,而是看着照片旁边的某个虚空点,“说是采风。走的时候是六月,回来的时候已经十月了。回来那天我去车站接他,他瘦得脱了相,两个眼眶凹进去,嘴唇干裂得全是血口子。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就是山里条件苦。”
她停了一下,端起水杯喝了一口。
“但他带回来的画,没有一张是山。”
“不是山?那是什么?”
“人像。”姑姑说,“全是同一个人。一个女人。”
我的后背一阵麻。
“那些画呢?”
“烧了。”姑姑的语气忽然变得很硬,“我烧的。他回来以后大病了一场,高烧烧了快一个礼拜,迷迷糊糊的时候一直在说胡话。我听不清他说什么,只反复听到两个字——红房子。等他烧退了,我把那些画从画夹里抽出来,全烧了。他不知道,我也没告诉他。”
“他后来没找过那些画?”
“没有。烧退以后他就像变了一个人,比以前更沉默了。以前他只是话少,但那之后他连眼神都变了,看什么东西都像隔着一层东西。他再也不画人了,只画山。一画就是一辈子。”
姑姑说到这里忽然停住了,抬头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未在她脸上见过的东西——不是悲伤,是恐惧。
“孩子,那个地方你不要去。”
“为什么?”
“你爸去了一趟,回来之后到死都没有真正走出来。”她一字一顿地说,“你觉得那是为什么?”
我把照片翻过来,露出背面那两行字。
姑姑看了,手一抖,杯子里的水洒出来几滴,落在茶几上。
“这……这第二行字……”
“不是我写的。也不是爸写的。”我说,“但我不知道是谁写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写上去的。”
姑姑把杯子放下,站起身走到阳台上,背对着我站了很久。天色正在变暗,她的背影嵌在暮色里,显得又瘦又小。
“你爸年轻的时候,”她忽然开口,声音从阳台飘进来,被风吹得断断续续,“在雾川那几个月,和一个女人走得很近。我不知道她叫什么,他也不说。但有一次他烧说胡话的时候,叫过一个名字。”
“什么名字?”
姑姑转过身,暮色里她的表情模糊不清。
“阿蘅。他叫的是阿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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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姑姑家待到很晚。她又跟我讲了一些关于父亲的事,但大部分都是她自己的猜测,拼凑不出完整的图景。唯一确定的是,1976年的雾川生了什么,那件事改变了父亲的一生,而他不愿意让任何人知道。
走的时候,姑姑站在门口叫住我。
“你非要去的话,”她犹豫了一下,转身回屋拿了一样东西出来,“把这个带上。”
是一个红布包,巴掌大小,用一根褪了色的红绳扎着。我接过来,隔着布摸到里面是一块硬质的、微微凸起的东西,像一枚印章。
“这是什么?”
“你奶奶留下来的。”姑姑说,“她信佛,这是她供了半辈子的东西。你爸那年进山之前,她也给了他一样的东西。他没带。后来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姑姑的眼眶忽然红了,“他说要是带了,他可能就走不了了。”
“走不了是什么意思?”
“他没有解释。但我觉得,他说的不是走不了山路,是走不出那个地方。”
我把红布包揣进怀里,和那张照片放在一起。姑姑最后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似乎还想说什么,最终只是摆了摆手。
门在我身后关上了。
回到公寓,我开始收拾行李。雾川现在的地名叫雾坪村,属于石桥镇管辖。我在网上搜到了一条关于雾坪村的信息,是一条三年前的新闻报道,标题是《深山里的“无人村”石桥镇雾坪村整体搬迁完成》。报道很短,大意是说雾坪村因为交通不便、地质灾害频,已经整体搬迁到山下的安置点,原村址目前已无人居住。
无人村。
我又搜了雾坪村的图片,只找到两张。一张是安置点的照片,一排排整齐的白墙灰瓦新房子,和任何新农村建设点的画面没有区别。另一张是从远处拍的雾坪村旧址,画面里只有层层叠叠的山和树,隐约能看到几栋房子的屋顶藏在绿意里,看不清颜色。
但那片绿色深处,有一个很小的、几乎要被树冠吞没的暗红色尖顶。
我把照片放大,再放大。像素颗粒模糊成一片,什么都确认不了。但我心里已经知道了。
红房子还在。
第二天一早,我开车出。
从市区到石桥镇,高加省道,大约四个小时。从石桥镇到雾坪村旧址,没有公路,只有一条废弃多年的机耕道。镇上一个开杂货铺的中年人告诉我,那条路荒了七八年了,杂草长得比人高,车肯定进不去,只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