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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新声（第1页）

槐树胡同三号是座一进的小院，灰墙青瓦，门前果真立着棵老槐树，叶子已黄了大半，风一过便簌簌地落。傅云舟推开门时，一片黄叶正巧飘到他肩头。

院子不大，但收拾得齐整。正中是青砖铺地，西墙角有口水井，井边搁着木桶；东墙根下搭了葡萄架，这时节叶子稀疏，枯藤虬结，倒有几分画意。三间北屋，一明两暗，明间是客厅，东屋是卧房，西屋空着，正好做书房。

张晋帮着把简单的行李搬进来——不过一个藤箱，几捆书，还有督军府送来的被褥用具。

“傅先生看看还缺什么，我让人置办。”张晋将藤箱放在卧房地上。

傅云舟环视四周。客厅里一张八仙桌，两把椅子，靠墙有个条案，案上空空，只放了个青瓷瓶。窗纸是新糊的，透着亮堂的光。这比他在省城租的那间潮湿的亭子间不知好多少。

“足够了，已经很周到。”傅云舟真心实意地说，“张副官回去替我谢谢少帅。”

张晋点点头，又从怀里掏出个布包：“这是少夫人让给的。”打开看，是一套文房四宝，笔是狼毫，砚是普通的端砚，但磨得光滑；还有一刀毛边纸，纸色微黄，质地绵软。

傅云舟接过，指尖抚过温润的砚台，心头涌起一阵复杂的暖意。

送走张晋，他独自站在院子里。秋阳正好，暖烘烘地照在身上。井边有只麻雀在啄食着什么，见人也不怕，歪头瞅了他一眼，又继续啄。

深深吸了口气，傅云舟开始收拾屋子。

卧房里有一张木床，一个衣柜，一张小桌。他把被褥铺好，衣服挂起，几件旧衫袖口都磨毛了边，但他叠得整整齐齐。藤箱最底层，用油纸包着几本书——《天演论》《新民说》，还有一本《饮冰室文集》，书页卷了边，上面有密密麻麻的批注。他把这些书拿到西屋，摆在空荡荡的书架上。

书架是旧的，但擦得干净。旁边有张宽大的书桌，临着窗。傅云舟把沈清澜送的文房摆上，砚台放在右上角，笔架挂起两支笔，镇纸压住那刀毛边纸。做完这些，他站在桌前，看着窗外。

窗外正对那架枯葡萄藤。再远些，邻家的烟囱正冒着炊烟，袅袅地升上青天。不知谁家在炒菜，油锅刺啦作响，葱花的香气隐隐飘来。

这就是他往后要生活的地方了。不再是省报馆那个慷慨激昂的傅主笔，而是北地城槐树胡同三号一个普通的撰稿人。这个认知让他心下平静，又有些微的怅惘。

中午时分，隔壁传来敲门声。傅云舟开门，见是个四十来岁的妇人，圆脸，系着围裙，手里端着个粗瓷碗。

“是傅先生吧？”妇人笑起来眼角的皱纹堆叠，“我是西边邻居，姓王。张副官交代了，说您刚搬来，怕是还没开火。我蒸了包子，白菜猪肉馅的，您尝尝。”

碗里躺着四个大白包子，还冒着热气。傅云舟连忙接过：“这怎么好意思……”

“街里街坊的，客气啥。”王婶子爽快地说，“听说您是有学问的人，在报馆做事？真好。我儿子在学堂念书，陈先生教的，回来总说要多识字，将来才能像傅先生这样有出息。”

傅云舟心下触动。在省城时，他写文章骂当局，总觉得自己在为民请命。可那些文章究竟有多少真正传到“王婶子”这样的人手里？她们关心的是孩子的学业，是一日三餐，是街坊邻里的照应。

“多谢王婶。”他郑重地说，“改日一定登门道谢。”

“道啥谢，几个包子罢了。”王婶摆摆手，又压低声音，“傅先生，咱们这条胡同清净，但晚上还是早些关门。前些日子东头老李家遭了贼，虽说巡警后来抓住了人，总归小心些好。”

傅云舟点头记下。王婶又闲话几句，这才转身回了自家院子。

关上门，傅云舟端着包子走到桌前。包子皮薄馅大，咬一口，汤汁鲜香。他慢慢吃着，想起狱中那些日子，想起自己曾以为会那样无声无息地死去。而今坐在这陌生小院的阳光下，吃着邻居送来的热包子，竟有种隔世之感。

午后，他出了门，按张晋给的地址往报馆去。

《北地新声》的报馆在城东文庙街上，离督军府不远。那是座两层小楼，原本是家倒闭的绸缎庄，如今门口挂了木牌，白底黑字写着“北地新声报社”，字是颜体，厚重端正。

傅云舟推门进去，一楼是排字间和印刷处，几个工人正在忙碌。铅字特有的气味混着油墨香扑面而来，这味道他熟悉——在省报馆待了三年，这气味几乎浸入衣衫。

“找谁？”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伙计抬头问。

“我找陈先生。敝姓傅，傅云舟。”

伙计眼睛一亮：“傅先生！陈先生交代了，您来了直接上二楼。这边请。”

楼梯是木制的，踩上去吱呀作响。二楼豁然开朗，打通了三间铺面，摆着七八张桌子，靠墙是一排书架，堆满了书报资料。窗边有张最大的书桌，后面坐着个五十来岁的先生，清瘦，穿灰布长衫，正伏案写着什么。

“陈先生，傅先生来了。”伙计通报。

陈先生抬起头。他面庞清癯，眼神却亮，看人时有种温和的锐利。他放下笔，起身迎过来：“云舟兄，久仰了。我是陈望之。”

傅云舟拱手：“陈先生，叨扰了。”

“哪里的话，你能来，是报社的幸事。”陈望之引他到窗边坐下，亲自倒了茶，“少帅前日与我谈过，说你文章胆识过人。我在省城的友人也提过你，那篇《苛政猛于虎》，写得好。”

傅云舟微微苦笑：“好是好，差点要了命。”

陈望之摇头：“这世道，说真话总要付出代价。但正因如此，才更要有人说。”他话锋一转，“不过在北地，我们说话的方式可以不同些。少帅给了我们一块地，虽然边界清楚，但在这边界之内，我们能种的庄稼不少。”

这话说得巧妙。傅云舟端起茶盏，碧绿的茶汤里叶片舒展：“愿闻其详。”

陈望之从桌上拿起几份报纸：“这是前几期的《北地新声》。你看这一版，写的是城西水渠年久失修，夏涝时淹了三十几户人家。文章没有骂谁，只是摆事实：水渠建于光绪年间，至今已二十七年；去年修缮预算是一千二百银元，实际到位八百；受灾户报损失共计……”

傅云舟接过来细看。文章写得平实克制，数据详实，最后提出具体建议：成立由街坊代表、商会和督军府三方组成的修缮委员会，资金由督军府出一半，商会募捐三成，受益户出两成，秋后动工，明春前完工。

“这篇文章登出后，”陈望之说，“商会主动联系，愿意多出一成。督军府批了款子，现在委员会已经成立，正在勘测。若顺利，下月初就能开工。”

傅云舟抬起头：“这是……真的会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