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城电影节期间的坎城是没有夜晚的,凌晨两三点,街边的咖啡馆和酒吧依然坐满了人,谈笑风生。
那些穿着礼服、刚从首映会出来的电影人,要么在讨论刚才看到的片子,要么在谈下一笔生意,要么只是在享受这座海滨小城的浪漫气息。
张一煤、葛悠、巩莉三个人从卢米埃尔大厅走出来,沿着海滨大道散步回酒店。
三人都没说话,还沉浸在刚才那部《古惑仔之戏如人生》带来的震撼中。
走了大概五分钟,张一煤才叹了口气,打破了沉默。
「这片子,」他说,「真是让人意想不到。」
葛悠点点头:「没想到香港那边,能把这种题材拍到这种深度。」
「不只是深度,」
张一煤摇头,「更厉害的是那种想像力。你想想,咱们还在老老实实地拍历史、拍现实、拍人文关怀,人家已经开始玩『实验体轮回』、『真人秀世界』这种概念了。
这已经不是题材的问题了,这是思维方式的差距。」
这话说得很实在。
张一煤拍《活着》,讲的是中国人在二十世纪的历史洪流中的命运浮沉,内核是沉重的、严肃的、接地气的。
这是典型的中国第五代导演的思维方式,关注现实,关注历史,关注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选择。
而鹿劲坤这部《古惑仔》,内核是后现代的、哲学的、解构的。
它不在乎真实的历史背景,不在乎政治正确,甚至不在乎逻辑上的严谨性。
它在乎的是概念,是设置,是那种打破第四面墙的颠覆感。
「咱们是不是太墨守成规了?」张一煤突然问。
葛悠抽了一口烟,眯起眼睛:「也不能这么说。香港那边比咱们开放,接触的新东西多,想法自然就活泛。咱们这边,毕竟前些年还……规矩还是多一些。」
他说得隐晦,但张一煤听懂了。
国内的电影圈,从上到下都带着一种沉重的使命感,电影不是娱乐,是艺术,是宣传,是教育。
而香港那边,商业至上,怎么赚钱怎么来,怎么好看怎么拍。
在这种环境下,导演和编剧的想像力被无限解放,什么天马行空的东西都敢往片子里塞。
「阿莉,」张一煤转头看向一直沉默的女演员,「你在香港拍过戏,你觉得那边和咱们这边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作为在两地都拍过戏的演员,巩莉对这个问题的感受最深。
「最大的不同……」
她想了想,「可能是态度吧。咱们这边拍戏,太认真,太正经,每一个镜头都要讲意义,每一个动作都要有出处。那边不一样,那边拍戏,就像……玩。」
「玩?」张一煤皱眉。
「对,玩,」
巩莉笑了笑,「我去年拍《唐伯虎点秋香》,和史蒂芬周合作,他们拍电影就很有这种『玩』的态度,怎么搞笑怎么夸张怎么来。
有些戏我觉得太夸张了,太离谱了,他不觉得,他觉得好笑就行,必须按照这个来。
我们就因为这个吵过架,他觉得我不够放得开,我觉得他太胡闹。」
葛悠在旁边点头:「史蒂芬周的电影我看过几部,是挺胡闹的。」
「虽然胡闹,但观众买帐啊,」
巩莉说,「而且那种胡闹,仔细想想,背后是有逻辑的,是喜剧的逻辑,能让观众买帐,这就是商业电影。
鹿劲坤这片子也是,你说它合理吗?一个人发现自己的人生是一场被安排好的剧本,真人直播,这合理吗?不合理。但你看进去了,就信了。」
张一煤沉默了。
他想起自己拍《活着》时的状态,每一个细节都要反复推敲,每一场戏都要反复排练,演员的情绪不到位就要重来,台词有歧义就要修改。
电影本来不就是让人看到不同人生的窗口吗?
香港那边,已经把窗口开到了平行世界、未来都市、虚拟实境。
而大陆这边,还在往窗口里塞历史、塞现实、塞苦难。
「时代变了,」张一煤最后说,「咱们也得变啊,不然跟不上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