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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第三十章 暴怒的朱由检（第1页）

明朝的土地兼并其实是个恶性循环。

因为从科举诞生以来，虽然有对秀才、举人、进士的优待，但只针对本人有一点福利，而不会大规模给予特权。

比如唐朝规定，考中秀才之后，可以免除自身徭役，考中进士之后，免除一家的徭役。

宋朝待遇则进一步提升，除了考中秀才免除自身徭役以外，考中举人和进士的话，则免除丁役、身丁钱米，也就是自己的人头税。

但唐宋所有的规定里，最多也就是免除自己的徭役和人头税，而不包括田税。

所以唐宋的读书人都是要纳税的。

到了大明就不一样了，虽然朱元璋延续了唐宋的规定，即读书人只免除自身徭役，不免除土地田赋。

可架不住自家有内鬼。

嘉靖二十四年，朝廷出台《优免则例》，其中有一条「教官、监生、举人、生员，各免粮二石、人丁二丁」。

这个规定本质上其实是为了扼制官员滥用特权、逃避差役的乱象。

由于朱元璋规定官员家庭可以免除徭役，于是很多官员及其亲属利用规则漏洞。

他们不仅自己免役，还庇护大量亲友，甚至接受平民的「投献」和「诡寄」以逃避国家差役。

特权阶层的无限制滥免，导致徭役的负担全部转嫁到无权无势的普通百姓身上，形成了「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的恶性循环。

嘉靖便出台了这项政策。

这项政策规定了优免额度只能用于本户，严禁将远房亲戚或他人田地混入其中。

并且所谓免粮也并非是免除田税。

而是当时征收田赋时，往往会多收一点粮算徭役部分，因此免除的也是针对徭役要支付的相应负担。

这么做本意是给失控的「优免」特权设置一个清晰、量化的上限。

所以理论上来说，政策没什么问题。

但嘉靖肯定也没有想到，大明的吏治已经烂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在运行层面直接给这项政策从免徭役粮扩大成了减免田亩赋税。

到了万历年间，这项制度甚至更进一步。

扩大到秀才免田税80亩，举人1200亩，三甲进士2700亩，二甲进士以及一甲状元、榜眼、探花则为3350亩。

虽然这是常熟的地方试点，可没多久就被其他地方效仿，使得全天下的大明士绅迅速进入了一场不用纳税的狂欢当中，吏治也彻底失控。

如果说在嘉靖万历之前，那些地主乡绅还得偷偷摸摸地偷税漏税，想办法买通地方官员衙役，换取徭役与赋税的减免。

那么嘉靖万历之后，所有的地主乡绅都可以明目张胆地接纳投献和诡寄，免除那些被庇护着徭役的同时，还能完全减免所有田亩的税收。

结果就是短短几十年间，大明的国力急转直下。

张居正改革后，开始丈量全国土地。

到万历三十年，大明全国清查出一千一百六十万顷田亩。

等到了天启元年，数量下降到七百四十三万顷。

短短二十年不到，全国登记在册的田亩数量直接少了约四百二十万顷，差不多四成的田地消失不见。

虽然其中有藩王的缘故，比如潞王就藩时定额四万余顷，福王就藩时定额为两万顷。

但这个时期的所有藩王就藩赐田，加起来都不超过二十万。

大部分田地基本都被地主乡绅给吞没了。

然后形成恶性循环。

因为大明的税采取的额定税，即每个县的赋税任务都是固定有要求的。

一旦这个县的地主乡绅越侵吞土地，他们不再纳税，那么额定的赋税就要转嫁到那些老实本分的普通农民身上。

他们承受不了高额的赋税，就只能去找地主乡绅投献。

于是就变成了投献的地越多，要缴纳的赋税就越少，官府为了完成额定税收，就只能继续加派和转嫁。

继续加派和转嫁又会造成更多人投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