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传得比林啸预想的还快。
阿龙被吓退这件事,当天下午就传回了赵永德耳朵里。阿龙打电话给赵永德的时候,声音都变了调:
“赵哥,那个税官不对劲。我说不上来,他那个眼神不像一般人。我建议你别再跟他硬碰了。”
赵永德挂了电话,坐在金龙酒楼二楼包间里,一个人抽了半包烟。
窗外是圣盖博谷的商业街。他看着楼下来来往往的行人,突然觉得,这条街他走了二十年,从来没有这么陌生过。
他的账户冻了。三家店的运转全靠他这周紧急从亲戚那里借来的现金在维持。员工们已经开始议论了,有两个厨师私下问了别家餐馆的招聘情况。供应商那边也收到了风声,上周来送菜的老张明确说了“下次要现款现货,赊账不行了”。
孙伟明今天上午给他打了最后一个电话。律师的话很直白:
“赵先生,我在你的案子上花了两年时间。该拖的程序都拖过了,该走的流程都走完了。你现在面对的不是一个程序问题,是一个事实问题,你欠了十三万多的税,有转移资产的记录,还派人去威胁了征收官。这已经从民事案件有可能升级成刑事案件了。”
“我不是让他去威胁。”
“赵先生,你让一个有案底的人去联邦办公大楼‘传话’,对方全程有录像。你觉得检察官会怎么理解这个行为?”
赵永德没说话。
孙伟明深吸了一口气:“我给你我最后的专业建议,现在立刻联系林长官,签署全额偿付的分期协议。不要再拖了。如果刑事调查部正式介入,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民事欠税最多是罚钱查封拍卖,刑事立案是要坐牢的。”
“全额?你让我拿十三万五出来?”
“分期。付多少你跟他谈。但总额不能打折,你的案子事实太清楚了,没有任何谈判空间。”
赵永德的手在抖。不是因为冷,六月份的洛杉矶热得要命,是因为愤怒、恐惧和屈辱的混合体在他的身体里翻涌。
他二十年。
从偷渡客到餐馆大老板。从一无所有到三家店、一栋楼、一栋别墅。每一分钱都是他一锅一锅炒出来的、一桌一桌端出来的。
现在一个二十六岁的小税官,一个跟他同样是华裔的年轻人,要把他逼上绝路。
他坐在那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直到烟灰缸满了,直到天色暗了下来。
最后,他拿起手机,拨了一个号码。
不是阿龙。不是议员。不是孙伟明。
是他太太。
“玉兰啊。”他的声音沙哑得不像他自己,“你帮我打个电话,打给国税局那个凯文·林。跟他说……我愿意谈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陈玉兰的声音很平静。这个女人跟了赵永德三十年,从广东台山的乡村到洛杉矶的别墅,她什么风浪都见过。
“我知道了。”她说,“你早该听我的。”
第二天上午十点,林啸的座机响了。
“您好,请问是凯文·林长官吗?”一个女人的声音,普通话带着台山口音,跟赵永德的很像但更柔和。
“是,请问?”
“我是赵永德的太太,陈玉兰。林长官,我代我先生联系您。他想跟您谈分期偿付的事情。”
林啸放下手里的笔。
“陈女士,赵先生现在有律师代理。按照程序,我应该跟他的律师沟通。”
“他说这次不通过律师了。他想直接跟你谈。”
林啸沉默了两秒。
赵永德跳过孙伟明直接来谈,这意味着他终于认清了现实。律师帮不了他了。
“好。让赵先生明天上午九点到我们办公室来。我安排一间会议室。”
“好的。谢谢您,林长官。”
陈玉兰的语气里有一种让林啸意外的东西,不是恐惧,不是怨恨,而是某种释然。好像这件事悬了很久,终于要落地了。
她挂了电话之前说了最后一句话:“林长官,我家老赵这个人,犟了一辈子。但他不是坏人。他就是……太要面子了。”
林啸拿着听筒,好一会儿才放下。
第二天。
赵永德来了。
没有孙伟明,没有陈玉兰,他一个人来的。
他穿了一件普通的灰色衬衫,没有戴那块劳力士,手腕上空空的,露出一圈比周围肤色更白的皮肤,是常年戴表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