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的邀约就静静地躺在苏诚的电子邮箱里。
像是一张通往人类荣誉巅峰的门票。
十二月的颁奖典礼距离现在还有几个月的时间。
但整座京华大学,乃至整个燕京的安保与行政系统——
都已经开始为了那一天的到来而紧锣密鼓地运转。
方某人最近来得比以往都要勤。
他带来的不只是关于国际舆论的最新侧写。
还有一叠又一叠关于颁奖典礼流程的详细说明。
从礼服的剪裁到演讲的每一个停顿。
似乎都有一个庞大的团队在背后为苏诚出谋划策。
然而,作为这一切风暴的中心。
苏诚却表现出了一种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消极”。
他推迟了所有关于演讲稿的集体讨论。
也拒绝了礼仪专家的上门指导。
他向陆院士请了半个月的假。
把自己关在那间被特级安保重重护卫的宿舍里。
他并没有在准备那份面向全世界的颁奖演说。
他在做一件他认为比任何奖项、任何赞誉都更加重要,也更加迫切的事。
苏诚从书架最底层抽出了那个蓝色的普通软面笔记本。
本子的封皮已经有些磨损。
那是他这大半年来反复翻阅留下的痕迹。
他拔开笔帽,指尖触碰到纸张的那一刻。
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
他决定——
把这两年多来,从那个旧书摊开始,到室温导彻底完成——
所有经历过的事,所有产生过的念头,所有做出过的选择——
完整地整理一遍,写进这个只属于他自己的本子里。
这不再是为了向方某人报备。
也不再是为了给陆院士提供逻辑支撑。
这是他写给自己的。
他需要把这段路走清楚。
他需要知道,那个叫苏诚的少年——
到底是怎么一步步从南方的湿热夏夜,走到了燕京初春的聚光灯下。
……
第一天,他写下了那个旧书摊。
他写下了那个有些耳背、总爱打瞌睡的老头。
写下了那本花了两块钱买回来的、带着霉味的破旧日记本。
他极其细致地描述了自己第一次写下“一百块钱”时的战栗。
那种由于触碰到了禁忌而产生的、甚至让他想要呕吐的生理性恐惧。
他在本子上写道
“那时候的我,以为自己捡到了一张通往地狱的单程票。”
第二天,他写到了方某人。
写到了那个在电话里沉默了许久、最后说出“别动,我们马上到”的冷峻声音。
他写下了第一次走进西郊大院时的局促。
写下了他如何在那些大人物的审视中,极其艰难地守住了自己最后的一点隐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