槐树的叶子还没全黄,风一过,就掉几片在水泥地上,像被谁随手撕下来的纸片。
沈霁梧每天下午四点来,提一个旧保温壶,壶身贴着胶带,标签早没了。他蹲在树根旁,把录音笔埋进土里,埋得浅,只盖一层薄土,怕埋太深,声音闷了。
今天他照旧说“今天我学会了煮粥,像你小时候那样。火候没掌握好,糊了底,刮了三遍锅,还是有焦味。你以前说,糊的那层是糖衣,吃掉不浪费。”
他顿了顿,手指在树皮上蹭了蹭,指甲缝里有灰,是昨天扫落叶时沾的。没擦。
“今天我去了你常去的图书馆,三楼靠窗那排,书架编号B7。我借了本《儿童心理学》,封面有水渍,像是被雨淋过又晒干。管理员问我是不是要写论文,我说不是。她没再问。”
他低头看脚尖,鞋底有泥,是早上从后门进来的路上踩的,没擦。门卫老张今天没在,门没锁。
“今天我终于敢说,我错了。不是因为怕你,是因为我终于懂了你为什么离开。”
他没再说话。录音笔在土里,静静转着。风从西边来,吹得他后颈凉。他没动,直到影子被拉长,斜斜地压在树根上,像一道没写完的字。
他起身,把保温壶放在树墩上,没盖盖子。壶口还冒着一点热气,水汽在冷空气里飘成细线,不到半分钟就散了。
他走的时候,没回头看。
三天后,树下多了张纸条。
白纸,裁得方正,边缘有点毛,像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字是打印的,没署名,只有一行
“你录的每一句,我都听到了。”
风把纸条边角吹得卷起来,贴在树皮上,像贴了一张旧邮票。
沈霁梧没来。
第四天,他来了。手里没拿保温壶,也没带录音笔。他站在树下,盯着那张纸条看了二十分钟。树影晃,阳光从枝叶间漏下来,照在他左肩上,西装布料磨得亮,是去年冬天那件,袖口有两处灰,没掸。
他蹲下来,从口袋里摸出一支钢笔。黑色,笔帽有磕痕,是陆知遥送他的生日礼物,他一直没用过。
他把笔放在地上,没动。
第五天,他还是没动。
第六天,他带了新钢笔。银色,笔尖细,是公司的纪念品,他从没用过。他把旧笔收进西装内袋,摸了摸,没拿出来。
他蹲在树下,用新笔在树皮上划。划了三下,停了。又划,划到第五下,笔尖断了。
他没换笔。把断了的笔尖掰下来,扔进裤兜。从包里又摸出一支,还是那支银色的。
他写。
第一遍,写到“沈”字,笔尖抖,墨洇开,像一滴雨落在纸上。
第二遍,写到“霁”字,停了十分钟,抬头看天。云薄,透出一点蓝。
第三遍,写到“梧”字,笔压得太重,纸面被划破,墨渗进树皮的纹路里。
他没撕。也没扔。
第七天,他没带笔。
他只是站在树后,看着树下。
陆知遥来了。
没敲门,没按铃,也没走正门。他从后巷翻进来,裤脚沾着泥,鞋底还带着非洲的沙,干了,一走就掉一点,落在水泥地上,像撒了盐。
他没看树,先看了树墩上的保温壶。壶盖没盖,水凉了,表面结了一层薄皮。
他蹲下,从背包里拿出一张纸。纸是旧的,边角卷了,像是从账本上撕的。他没写,只是把纸放在树根旁,压了一块小石头。
然后他转身。
脚步没停,没回头。
沈霁梧从树后走出来,手里拿着那支银色钢笔。笔帽没拧紧,墨水在笔尖凝成一小滴,没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