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的村子,蝉鸣声一阵接一阵。
苏炎从老屋的窗户飞出去,落在老槐树上,抖了抖翅膀。井台边的桃树结了青涩的小桃子,赵婶踮着脚尖够了一个,咬了一口,酸得龇牙咧嘴。张婶抱着平安从屋里走出来,平安穿得单薄,小手抓着一把狗尾巴草。
“张婶,你家平安又胖了。”赵婶放下桃子,戳了戳平安的脸蛋。
“可不是嘛,一顿能吃一小碗米糊了。”张婶笑了。
正说着,阿涛从巷子里走出来。他穿着一件旧t恤,肩上搭着一条毛巾,手里拎着一桶水泥。“苏记者,今天帮我修屋顶,来不?”
苏炎从树上飞下来,变回人形。“修屋顶?你一个人?”
“老刘说他来帮忙。老周也来。”阿涛擦了擦额头的汗,“屋顶漏了好几天了,一下雨就滴水。以前我不管,漏就漏呗。现在不行,我那些书不能淋雨。”
苏炎跟着阿涛往他家走。老刘已经站在梯子上了,手里拿着瓦刀。老周在下面和水泥,袖子卷到胳膊肘。
“阿涛,你家这屋顶多少年没修了?”老刘在上面喊。
“不知道,我住进来就没修过。”阿涛把水泥桶递上去。
赵婶端着一锅绿豆汤走过来,放在院子里。“歇会儿,喝汤。天这么热,别中暑了。”
老刘从梯子上下来,接过碗喝了一大口。“赵婶,你这汤甜。放了糖?”
“放了一点点。你们干活累,得补补。”赵婶又给老周倒了一碗。
苏炎蹲在院子里,看着这一幕。他想起阿涛以前的样子——躲在墙角不敢见人,被赵婶追着骂。现在他在井台边跟人聊天,在屋顶上搬砖递瓦。他不再是一个人躲在角落里的后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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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越升越高,屋顶上的活干得差不多了。老刘从梯子上下来,拍拍手上的灰。“行了,今晚下雨不会漏了。阿涛,你这屋顶能再撑十年。”
“谢谢刘叔,谢谢周叔。”阿涛从兜里掏出烟,一人递一根。
老刘接过烟,没点,夹在耳朵上。“谢啥,都是邻居。你以前不懂事,现在懂事了,咱们能不帮你?”
老周把烟点上,吸了一口。“阿涛,你那些书看完了?”
“看完了。苏记者又借了我一本。”阿涛从屋里把那本《刑法基础知识》拿出来,书皮已经包了书套,边角还是起了毛。“这本也快看完了。”
“看完还我。”苏炎说。
阿涛把书放回屋里。“苏记者,你说我还能不能继续读书?我想考个证。”
苏炎愣了一下。“什么证?”
“电工证。汽修店师傅说我手艺差不多了,就差个证。有了证,工资能涨一千多。”阿涛搓了搓手,“但我不知道去哪考,也不知道考什么。”
赵婶插嘴:“去镇上问啊。镇政府那边有窗口,专门管这个的。你去问,人家会告诉你。”
老刘接话:“阿涛,你要是真想考,我陪你去。我认识路。”
阿涛低下头。“刘叔,我自己去就行。你们帮我够多了,不好意思再麻烦你们。”
赵婶一巴掌拍在他后脑勺上。“不好意思什么?都是邻居。你以前不懂事,咱们骂你。你现在懂事了,咱们帮你。骂你是因为怕你滑下去,帮你是希望你上来。一样的事。”
阿涛揉了揉后脑勺,嘴角翘着。
苏炎把赵婶的话记在笔记本上。“骂你是因为怕你滑下去。帮你是希望你上来。一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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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苏炎回到老屋,坐在柿子树下。电话响了。他走到老村长家,拿起听筒。
“苏记者,是我。”那头是王局长的声音。“最近看了个电影,叫《给阿嫲的情书》。潮汕那边的故事,讲的是南洋华侨和留守妻子的守望。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就是写信、寄钱、过日子。但看完心里暖,眼眶热。”
苏炎问什么故事。
“四十年代,潮汕青年郑木生为了躲抓壮丁,抛下妻子叶淑柔下南洋。他在泰国打工、开店,遇过一个叫谢南枝的姑娘。后来他意外去世了,南枝为了不让淑柔伤心,冒用木生的名义,给淑柔写信、寄钱,一写就是十八年。淑柔不知道信不是木生写的,以为丈夫还在,一直在老家等。后来真相被孙子揭开,两个白苍苍的老人在异国相见,没有狗血,没有抱头痛哭,只是问了一句‘咸猪肉好不好吃’。”王局长的声音有些哑。“苏记者,你写写这个故事。不是案子,不需要调查。但它是真事,比很多案子的分量都重。有情有义,这四个字,是这个电影教会我的。”
苏炎把这几行字记在笔记本上。“有情有义,这四个字,是电影教会我的。”
挂了电话,苏炎站在堂屋里。窗外,阿涛家的屋顶已经修好了。老刘在收拾工具,老周在洗手,赵婶在倒绿豆汤。三个人有说有笑,像一家人。他想起王局长说的那个故事,想起那两个素未谋面的女人,跨越山海守望了彼此一辈子。村里的守望,是赵婶的一碗绿豆汤,是老刘的一把瓦刀,是老周的一根烟。不是轰轰烈烈的大事,是日复一日的琐碎。
苏炎在笔记本上写下——“村里的守望,没有侨批,没有十八年。有赵婶的绿豆汤,有老刘的瓦刀,有老周的烟,有阿涛的屋顶。这些事加在一起,够写一封情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