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

第370章 中原兴替千载王朝沉浮路北漠长风万里游牧共生缘（第1页）

当我们讲完炎黄联盟的传奇，讲完华夏大地从散落的部落联盟，一步步凝聚出国家雏形的漫长征程，有一片土地、一群人，我们绝不能绕开——那就是横亘在中原北境、绵延万里的草原，和在那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游牧族群。

这不仅是因为草原文明本身，早已是中华文明血脉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因为，在彻底迈入定居农耕文明之前，我们的先祖同样走过漫长的部落化岁月，同样刻着深厚的游牧印记。从文明的源头起，我们与他们，便从来不是毫无交集的陌路人。在近代工业的铁蹄踏碎旧世界之前，农耕的华夏与草原的游牧者，就在这片东亚大陆上，纠缠了整整数千年。时而兵戈相向，时而歃血为盟；时而血脉相融，时而分庭抗礼。他们是彼此的宿敌，也是彼此的镜子，更是共同写就中华历史的双生主角。

可想要讲透这片草原的文明，太难了。

那片土地上，是终年不歇的凛冽寒风，是动辄夺命的严苛寒暑，是逐水草而居的无尽颠沛。生存，从来都是草原族群第一位的课题。连活着都要拼尽全力，又哪有那么多余力，留下能穿越千年风雨的物质印记？中原的地下，能挖出写满前朝旧事的竹简，能找到绘着岁月纹路的布帛，能重见现沉睡千年的城郭宫室；可草原的风，会吹散毡帐的痕迹，流沙会掩埋金属的残片，连尸骨都难在盐碱与严寒中留存太久。就连那位凭铁骑踏遍欧亚的成吉思汗，他一生里太多的故事，我们至今也只能从旁人的记载里寻得只言片语，靠着零星的线索拼凑推测。

也正因如此，太多人对草原文明生出了根深蒂固的误解。他们觉得，从夏商周时就在草原上牧羊的部落，到明清时依旧纵马驰骋的族群，三千年里仿佛从未变过，永远是一群“逐水草而居的放羊人”。

可事实从来不是这样。

草原的文明，从来都在生长，在进化。只是它的进化，从不是照着中原农耕的模板亦步亦趋，它踩着草原的节拍，顺着长风的方向，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而只有读懂了这条路，我们才能解开那些横亘在历史长河里的千年谜题为什么坐拥万里草原的匈奴、突厥，会被中原王朝一击而溃？为什么契丹建立的辽、党项建立的西夏，能和中原政权分庭抗礼百余年？为什么隋炀帝、唐太宗两代帝王，都要不惜倾尽举国之力，非要踏平高句丽？为什么北魏孝文帝的一次改革，会被后世称颂千年？

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藏在农耕与游牧，这两大文明数千年的对抗与相融里。

草原的历史太散了，像被狂风吹散的草籽，想要把它们一颗颗串起来，看清它完整的脉络，我们得先找一把尺子——一把能锚定时间、校准轨迹的尺子。而这把最精准的尺子，就是和草原相伴相生、纠缠了数千年的中原王朝，它的兴衰更迭，它的制度嬗变。

我们的故事，还是要从炎黄二帝说起。

从他们点燃的农耕火种，经尧舜禹的禅让与整合，华夏先民在上千年的时光里，慢慢从散落的部落，凝聚出了国家的轮廓。到夏商周三代，以宗法制、礼乐制、井田制为三大柱石，一个由奴隶主贵族执掌权柄的奴隶制邦国体系，终于稳稳立在了中原大地上。

可时代的车轮从来不会停下。当铁犁划破沉睡的土地，牛耕代替了人力，农耕生产力往前迈了跨越性的一大步，土地私有化的浪潮，便冲垮了井田制的堤坝。春秋战国的烽火里，旧的秩序碎了，新的秩序在血与火里慢慢生根。直到秦一扫六合，天下归一，世袭的旧贵族被彻底拉下了神坛，文字、度量衡、货币有了统一的规矩，郡县制铺遍了全国疆域，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框架，第一次在这片土地上完整地搭了起来。

到了西汉，推恩令拆碎了诸侯国的割据根基，盐铁官营攥紧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中央集权的根基，扎得更深、更稳了。除了皇位依旧世袭，那些靠着血缘就能世代掌权的贵族政治，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官员要靠察举征辟，才能走上朝堂。

可时代的局限，就明明白白摆在那里。没有普及的造纸术，更没有后世的印刷术，书本是千金难买的奢侈品，知识天然被少数人攥在手里。再加上察举制本身的制度漏洞，那些有钱有势的世家大族，慢慢垄断了读书的机会，垄断了做官的门路，也垄断了地方的经济与话语权。门阀士族，就这么在和平年月里，悄无声息地长成了参天大树。他们的势力越来越大，中央与地方的裂痕越来越深，寒门与士族的鸿沟，也越来越宽。

当这些矛盾攒到了极致，再也无处安放的时候，黄巾起义的烽火，一把烧穿了东汉的万里江山。皇权塌了，地方的门阀们趁机拥兵自重，天下分崩离析，便有了汉末的群雄逐鹿，有了三国的烽火连天。

魏晋一统，可破碎的秩序并没有真的拼好。门阀依旧把持着朝堂，垄断着天下的权与利。更要命的是，百年战乱掏空了中原的根基，汉族人口锐减，北方的大片田地荒草丛生，草原的游牧族群，便一步步南下内迁而来。阶级的矛盾、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再叠加上尖锐的民族矛盾，三重烈火一起烧，西晋的江山，转眼就碎成了齑粉。

天下，就此坠入了五胡十六国与南北朝的乱世。这一乱，就是数百年。北方的战火，把繁华城郭烧成了断壁残垣；南方的门阀，在醉生梦死的安逸里，烂到了根里。旧的制度、旧的阶层、旧的秩序，全都在战火里被碾得粉碎，只等着新的生机，在一片废墟里破土而出。

隋唐的建立，终于给这片乱世画上了句号。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三省六部制，再加上彻底改写了阶层流动规则的科举制，一套全新的制度体系，把中华帝制时代，推上了前所未有的巅峰。贞观之治的清明，开元盛世的繁华，就此永远写进了史书里。

尤其是科举制的推行，让哪怕是寒门的子弟，只要读得了书、考得中功名，就能踏入朝堂，走到权力的中心。这扇向上的门一打开，整个天下，都活了过来。

可盛世的阴影里，致命的隐患早就埋好了。最核心的两处，一个是均田制，一个是节度使制度。

唐初的时候，天下有太多无主的荒地，朝廷能把田地公平地分给百姓，均田制才能稳稳立住，这也是租庸调制和府兵制赖以生存的经济根基。可日子久了，人口越来越多，能分的地越来越少，世家大族还在无休止地兼并土地，朝廷手里的公田飞流失，均田制，慢慢就走不下去了。

百姓分不到地，却还要承担沉重的赋税，只能背井离乡，成了逃户。逃户越多，朝廷能征税的人家就越少；征税的人家越少，剩下的百姓要交的税就越重，逃户也就更多。这是一个解不开的死循环。大唐的国库，一天天空了下去，哪怕后来有两税法的改革，也救不了这积重难返的局面，盛唐的荣光，终究是一去不返了。

而节度使制度，更是给大唐的棺椁，钉上了最致命的一颗钉子。原本只是为了加强边疆防务设立的节度使，慢慢攥住了地方的军权、财权、行政权，从朝廷的守边臣子，彻底异变成了割据一方的土皇帝。

一场安史之乱，把盛世大唐，从云端狠狠拽了下来。安史之乱后，大唐的皇帝对地方的控制力越来越弱，越来越像春秋战国时那个只剩虚名的周天子。黄巢起义的大军攻破长安，大唐皇室，就彻底成了任人摆布的摆设。直到朱温弑杀了大唐的末代皇帝，天下，又一次碎了，进入了五代十国的乱世。

而这乱世里翻来覆去的，依旧是那几样从未解决的矛盾农民起义背后的阶级矛盾，藩镇割据带来的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还有契丹、党项相继崛起带来的民族矛盾。

宋朝的建立，就是冲着终结这乱世来的。

赵匡胤和他的后继者们，用一套极致的制度设计，把地方的权力收得干干净净——财政权、军事权、司法权、行政权，尽数收归中央。地方没钱、没兵、没粮、没独立的治理权，自然再也没法和中央对抗，再也没法拥兵自重，可也同时丧失了自主展的底气与能力。这也是为什么，唐朝之后，我们再也难见到那些修得壮阔恢弘的大城，地方再也拿不出足够的财力，修得起大型的水利、城防工程。

这套制度，彻底终结了地方割据的千年难题，可它的代价，也同样沉重。强干弱枝、守内虚外、积贫积弱，就此成了大宋王朝绕不开的标签。地方权力被过度削弱，边境的防守自然处处空虚；重文轻武的国策，把武将的地位踩进了尘埃里，军队的战斗力，也就一天不如一天，为后来对外战争的屡屡失利，埋下了最深的祸根。

汉唐的时候，地方官与中央官本是平起平坐的，不过是分工不同、任职地点不同，所以地方有充足的活力，有开疆拓土的锐气，有生生不息的朝气。可宋朝之后，地方官的地位远不如京官，武将的地位远不如文臣，汉唐那种朝气蓬勃、开拓进取的时代气象，就这么慢慢散了。

从这以后，中华的帝制时代，虽然再也没出现过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那样数百年的大分裂大乱世，却也走进了中央集权过度强化的暮年。社会的活力慢慢降了下去，地方展的脚步慢慢停了下来。宋朝之前，不管是汉还是唐，哪怕国都破了、皇帝死了，地方还有兵、有钱、有粮，国家机器照样能运转，照样能把外敌赶出去，收复失地。可从宋朝开始，一直到清朝，国都一旦陷落，中枢一垮，整个王朝转眼就会土崩瓦解，再难有翻盘的机会。

诚然，大宋靠着空前达的商业，和前的金融创新，给这个王朝注入了独有的活力，造就了名留青史的锦绣繁华。可宋朝之后，哪怕是一统天下的大明，也没能接住这份商业与金融的治理智慧，反倒退回了重农抑商的老路，天下的活力，又一次蔫了下去。

至于元朝，凭着横扫欧亚的赫赫武功，把中华的疆域拓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行省制度也为后世的地方治理打下了根基，可它整体的制度设计，杂糅着草原旧俗与中原前朝旧制，终究没能完成农耕与游牧两大文明的深度融合，甚至在不少治理领域，开了历史的倒车。

而明清两朝，是中华帝制时代最后的余晖，功过是非，众说纷纭，却不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便不多说了。

毕竟，我们花了这么多功夫，捋完这数千年中原王朝的兴衰起落，从来不是为了单讲中原的故事。我们要做的，只是搭好这把精准的历史标尺，好带着大家，真正走进那片北境草原，读懂那片草原上，延续了数千年的，游牧文明的传奇。

喜欢北宋群英录请大家收藏北宋群英录本站更新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