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钱家。”赵祯继续说,“钱家掌着户部和盐铁司几十年。朕想裁盐政,钱伯庸第二天就能让东南六路盐商集体上书,说朝廷新政扰民、官盐价格飞涨、百姓苦不堪言。朕想查盐铁司的账,账本永远干干净净,干干净净得像是被人擦了三遍才呈上来的——可正是因为太干净了,朕才觉得不对,可是找不到证据,朕能怎样?朕能无缘无故地把一个户部尚书撤了吗?朕若撤了,第二天监察御史就能弹劾朕‘任性好恶,专断朝纲’,朕能怎样?”
陈安的眼眶有些红。
他在宫中待了二十年,见惯了人情冷暖,见惯了尔虞我诈,早就学会了对任何事都面无表情。可他见不得陛下这副模样——见他像一只被困在笼子里的猛虎,空有利爪,却不知该抓向何处。每一次蓄力,都像是在和一团棉花较劲,一拳下去,软绵绵的,寸功未见,反而被自己的力道震得虎口生疼。
“孙家呢,”赵祯的声音更低了,“掌着兵部和枢密院。枢密使是孙家的人,三衙管军有四个是孙家提携起来的。朕想查军中的粮饷贪墨案,话还没出宫门,孙家那边就已经知道了。第二天,证人死在了狱中,证据烧得一干二净,查案的人被调到岭南去了。朕能怎样?朕总不能亲自去查吧?”
他转过身,看着陈安,那双眼睛里,有一种很深很深的、像是被什么东西压了二十年的疲惫。
“李家倒是没有兵权财权,可李家掌着御史台。朕动哪一家,李家的御史就能找出十八条理由来弹劾朕。他们说的话句句在理,引的都是祖宗之法、朝廷规制,朕无法反驳。因为他们是言官,言官有风闻奏事之权。他们说什么,朕都得听着。朕若不听,明天满朝文武就会说朕‘拒谏饰非’,说朕‘阻塞言路’。朕的名声,比他们的弹劾更重要。”
赵祯走回龙案后,坐下来。
他忽然觉得双腿很沉,像是灌了铅。不是因为站了太久,而是一个人在真正疲惫的时候,腿是最先垮掉的——不是因为撑不住身体,而是因为撑不住自己了。
“朕的手下,其实有一支训练有素的情报力量,”赵祯的声音轻得像是在自言自语,“人员不多,但个个精干,在赵钱孙李四家都安插了人手。他们递回来的消息告诉朕——再忍忍,还不是时候。”
他苦笑了一下。
“朕忍了二十年。从一个意气风的少年,忍到了如今两鬓斑白的中年。朕知道他们在等,等朕老了、等朕倦了、等朕不再想翻这些旧账了。朕也知道,朕若再不做什么,留给下一任的,将是一个更加牢固的铜墙铁壁。”
陈安再也忍不住了。
他跪下来,声音哽咽“陛下,奴才愚钝,不懂朝政,可奴才心疼陛下啊!这二十年来,陛下日日如此,夜夜如此,连一个安稳觉都没睡过。那些人,那些人哪里把陛下当皇帝?他们分明是把陛下当——”
“陈安。”赵祯的声音微微拔高,打断了他。
那个字,不能说。
陈安伏在地上,肩膀微微颤抖。
陈安擦干眼泪站起来,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犹豫了片刻,压低声音说道
“陛下,奴才最近听说了一件事。”
赵祯看了他一眼“说。”
“城南来了一个人。”陈安的声音压得更低了,低到只有他们两个人能听见,“在查二十年前的那桩案子。”
赵祯的眼皮微微一跳。
“那桩案子”四个字,像是一块被小心包裹着的烫手山芋——搁在哪里都不对劲,丢掉又舍不得,只能藏在最隐秘的角落里,假装它不存在。二十年了,很少有人提起,更没有人敢去触碰。那些人将一切与那桩案子有关的证据、证人、线索都抹得干干净净,像是从未存在过一样。
“没用的。”赵祯的声音有些涩,像是砂纸在喉咙里磨过,“这二十年来,有多少人想翻这个案子?他们去了岭南、去了西北、去了那些被流放之人苟且偷生的地方,找证人、找证据、找线索。可结果呢?要么无功而返,要么……就没回来过。”
他没有问更多细节,只是拿起朱笔,翻开一本新奏折。有时候,他不问,不是因为不想知道,而是因为知道得太多了,反而会更无能为力。不知道了,还能骗自己说“这事还有转圜的余地”;知道了真相,连那层蒙在眼前的窗户纸都被戳破了,剩下的就只有彻彻底底的绝望。
陈安却没有退下。
“陛下,”他迟疑着补充道,“听说这个人有些不同。”
赵祯的笔顿了顿。
“不同?”
“听说此人身上怀有仙气,武力非凡。”陈安的声音更低了,低到几乎是在用气声说话,“而且,他和之前那些人不一样。之前那些人不过是凭着义愤和一腔热血来的,深入虎穴,三句话不到就暴露了自己的来意。可这个人——”
陈安忽然想起了那些密报里的细节。
这个人去了城南的茶摊,跟卖茶的大姐说了几句话,然后那位大姐就哭着交出了一方砚台——据说那是沈明远中状元那年用过的端砚,上面的铭文刻着“不受尘埃半点侵,竹篱茅舍自甘心”的字样。两行朱文行楷,笔锋峭拔,文人气十足,和他梅花图上的题跋一模一样。
这个人去了那条破败的槐树胡同,找到了林怀远——那个被岭南的风霜和二十年的怨气折磨得几乎变成了另一个人、连话都说不利索的老人。可这个人出来的时候,怀里多了一叠黄脆的纸页,而那些纸页,是所有人找了二十年都没有找到的东西。
——沈明远在狱中泣血写成的自白书。
赵祯手中的朱笔,悬在了半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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