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汴京,南薰门外。
这里原本是郊野之地,如今却矗立起一片绵延数里、色彩斑斓、风格奇异的临时建筑群。
高大的牌楼上,以汉字、拉丁文、阿拉伯文、波斯文等数种文字书写着“届大宋寰宇万国博览会”。
牌楼两侧,日月旗与各色绘有帝国各都护府、主要藩属国乃至一些远方异国标志的旗帜迎风招展。
空气中弥漫着各种香料、食物、油漆、皮革混杂的奇异气味,以及鼎沸的人声、乐声、叫卖声、赞叹声。
博览会场地内,人潮如织。
有宽袍大袖、头戴幞头的宋人儒生,有身穿锦袍、腰佩香囊的富商,有短衣打扮的市民工匠;也有头缠白巾、身着长袍的大食商人,有身穿莎丽、额点朱砂的天竺舞者,有金碧眼、穿着紧身裤和尖头鞋的欧罗巴贵族,有身穿羽毛斗篷、脸上绘着油彩的美洲部落酋长,有皮肤黝黑、卷的昆仑奴……仿佛全世界的人都汇聚到了此地。
场地按地域和类型分馆。
在“华夏文明馆”,孔子、老子、佛陀(汉化形象)的塑像庄严肃穆,展厅陈列着精美的青铜器、瓷器、丝绸、书画、古籍,现场有儒生讲解经义,有道士演示养生,有琴师弹奏古乐。
隔壁的“天方与波斯馆”,则充满了异域风情。
巨大的星月模型下,学者在讲解天文学和数学成就(花拉子米等人的着作被翻译展出);精美的波斯地毯、大马士革钢刀、阿拉伯香料、镶嵌着宝石的经书,令人目不暇接;穹顶之下,回荡着悠扬的诵经声和婉转的阿拉伯音乐。
“天竺与佛国馆”内,檀香袅袅,巨大的象牙雕刻、色彩绚烂的宗教壁画、讲述佛陀本生故事的石雕、精美的棉纺织品、以及各种奇特的草药和香料,吸引着好奇的目光。有印度僧人在现场演示瑜伽和冥想。
“欧罗巴馆”则略显混杂,既有哥特式教堂的彩窗模型,也有罗马式的柱廊残件复制品,展出了欧陆的盔甲武器、葡萄酒、玻璃器、钟表机械,以及一些刚刚翻译过来的拉丁文典籍(如亚里士多德着作的部分汉译本)。
甚至还有一个小型舞台,上演着简化版的古希腊悲剧。
“四方瑰奇馆”则集合了更遥远的文明:来自非洲部落的木雕、面具、象牙制品;来自美洲阿兹特克、玛雅(与帝国接触后获取或交换)的羽毛头饰、黄金面具、玉米土豆等作物样本;来自南洋群岛的珍珠、玳瑁、珍禽异兽标本。
更有“格物与工巧馆”,集中展示了帝国的科技成就:巨大的地球仪、星象仪、改良的钟表、蒸汽机模型、新式织机、望远镜、显微镜、以及来自各文明(包括阿拉伯、中国、欧洲)的数学、天文、医学、地理学手稿和仪器,体现了帝国对实用知识和技术的包容与推崇。
博览会并非静态展览。
中心广场上,每天都有来自不同文化的表演:宋人的杂剧、舞蹈,波斯人的柔体术,天竺的蛇舞,阿拉伯的马术,欧罗巴的吟游诗人弹唱,甚至还有美洲土着的祭祀舞蹈(经过修饰)。
不同语言的诗歌朗诵会、学术讨论会也在各个帐篷内举行。
来自各文明的天文学家、医学家、数学家汇聚一堂,交换着知识。
如此盛况,源于皇帝赵构倡导的“和而不同”文化政策。
在博览会中心一座高大的“文明灯塔”内,帝国新任礼部尚书兼文华阁大学士苏轼,正在接待各方使节和学者名流。
“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苏轼举杯,对着一众肤色各异、服饰斑斓的宾客,用清晰缓慢的汉语说道,旁边有数位通译低声传译,“我大宋天子,奉行此道。今天下一统,寰宇来朝,族群众多,文明灿烂,此乃天赐之盛景,非人力可强求一也。”
他指着窗外熙攘的博览会景象:“故我朝文化之策,在定于一尊——以儒家仁、义、礼、智、信之道,忠君爱国之思,为立国之本,教化之基。官学所授,科举所考,官吏所行,皆需合乎此道。此乃凝聚亿兆人心,维系帝国纲常之必需。”
“然,”他话锋一转,语气温和而坚定,“定于一尊,非是铲除异己,强令天下雷同。陛下明诏:佛、道、基督、天方、犹太等教,凡不悖逆人伦,不危害社稷,不煽动叛乱者,皆可合法存在,各尊所信。寺庙、道观、教堂、清真寺、犹太会堂,皆受官府保护,只需登记在册,依法纳粮,安分守己即可。”
一位来自君士坦丁堡的希腊正教主教抚胸致意:“感谢陛下宽容。我等信徒,必为皇帝陛下祈祷,愿帝国永享太平。”
一位来自巴格达的伊斯兰教长也点头道:“真主至大。只要不妨碍我们履行五功,朝廷的律法,我们会遵守。”
苏轼微笑颔,继续道:“此谓‘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儒家为体,诸教为用,皆可劝人向善。朝廷设‘理藩院’与‘僧录司’、‘道录司’等,专司各教事务,协调争端,引导其与帝国和睦共处。”
“至于文学、艺术、技艺、科学,”
苏轼指向“格物与工巧馆”方向,“陛下更是倡导交流互鉴,博采众长。
我华夏之诗文、书画、瓷器、丝绸,自是精妙。
然欧罗巴之绘画、建筑、音乐,天竺之天文、数学、医学,大食之代数、炼金、航海术,乃至四方奇珍、工巧之物,皆有可取之处。
朝廷设‘译书馆’,延请各方学者,翻译典籍;设‘格物院’,广纳百家之术;更鼓励商旅传播技艺,工匠相互学习。
此次博览会,便是此一政策之体现。
今后,每十年,将在不同都护府府,轮流举办此等盛会,以示帝国包容并蓄之胸襟。”
一位受邀前来的意大利学者激动地说:“这真是伟大的创举!知识与艺术不应有疆界。在这里,我能读到孔子和柏拉图的对话,能看到不同的星辰图,这太美妙了!”
苏轼笑道:“文明如水,交融方能成其大。帝国愿为天下文明之熔炉,亦愿为各方智慧之舞台。只要尊奉天子,遵守法典,习用汉语官话,则无论来自何方,信仰何教,身怀何技,皆可在此寰宇之内,各得其所,各展其长。此乃‘和而不同’之真意,亦是我大宋泽被万邦之仁政。”
博览会熙熙攘攘,不同语言、不同服饰、不同信仰的人们摩肩接踵,好奇地观看着彼此的文明成果,尝试着彼此的食物,聆听着彼此的音乐。
冲突和误解难免,但在帝国强力维持的秩序和“和而不同”的官方话语下,总体呈现出一种奇异的、帝国主导下的“多元一体”景象。
这种文化融合政策,是帝国统治艺术的精明之处。
它用儒家意识形态和汉语作为“粘合剂”和“过滤器”,确保文化多样性的展不会危及帝国的政治统一和核心价值。
同时,又通过一定程度的宗教宽容和文化交流,缓解被征服地区的抵触情绪,吸收各文明的有益成分,增强帝国的文化吸引力和软实力。
举办全球博览会,更是这种政策的盛大展示和宣示——看,在帝国的庇护下,万国文明得以汇聚、展示、交流,这是唯有“天朝上国”才能提供的“太平盛世”图景。
当然,这种“融合”并非平等。
儒家和汉语占据绝对主导和官方地位,其他文化元素更多是作为点缀、补充或被研究的对象。
真正的权力和话语权,依然牢牢掌握在帝国的汉人精英手中。
但对于这个前现代的世界而言,这种程度的宽容与交流,已属罕见。
至少在此刻的汴京南薰门外,在礼花与乐声交织的博览会中,帝国似乎成功地向它的臣民和世界,展示了一个文化上既统一又多元的“天下”景象。
这个景象,与它军事上的强盛、经济上的一体、政治上的集权一起,构成了帝国全球霸权的另一面——文化上的自信与包容,或者说,一种精心设计的文化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