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玛丽下楼的时候,现父亲已经在书房里了。
她站在门口,往里看了一眼。班纳特先生坐在书桌前,面前摆着两叠厚厚的稿子——那是她几个月来全部的心血。一叠是《阁楼上的指印》,一叠是《冰窖里的体温》。两卷手稿并排放在桌上,封面朝上,整整齐齐。
他正在看什么东西,眉头微微皱着。桌上放着一杯茶,已经凉了,一口没动。
玛丽敲了敲门。
“进来。”
她走进去,站在书桌前。
“父亲,您今天要去伦敦吗?”
班纳特先生抬起头,看了她一眼。
“嗯。约了你舅舅爱德华,一起去蓓尔美尔街转转。”他把手里的信放下,又看了一眼那两叠稿子,“两卷都带上,一次谈妥最好。”
玛丽点点头。
“我有个想法。”她说。
班纳特先生挑了挑眉毛:“什么想法?”
“关于合同的事。”
他放下手里的信,靠回椅背,看着她。
“说。”
玛丽站在那里,两只手交握在身前,声音尽量放稳:
“我听您说过,现在的出版商都是一次性买断版权。作者拿一笔钱,然后把书卖给出版商,以后卖多少本都与自己无关。”
班纳特先生点点头。
“我不想这样。”玛丽说。
“哦?”
“我想要分成。”她说,“每卖出一本书,我拿一部分利润。不要保底的钱,只要分成。”
班纳特先生看着她,沉默了一会儿。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他问,“如果书卖不出去,你一分钱也拿不到。”
“我知道。”
“如果出版商不愿意呢?”
“那就换一家。”玛丽说,“总有愿意的。”
班纳特先生又看了她一会儿。
然后他问:“你这么自信?”
玛丽顿了一下。
她想起那些深夜,想起那些燃尽的蜡烛,想起那些写满字的纸。想起弗朗西丝·沃斯通站在阁楼的窗前,想起冰窖里的温度,想起那个提着牛肉来找她的年轻人。
她想起沃斯通克拉夫特,想起那些骂她的话,想起她死后被污名化的整整一百年。
然后她抬起头,看着父亲。
“一半是自信。”她说,嘴角弯了一下,“一半是……想让更多人看到我的书。”
班纳特先生看着她,看了很久。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们之间,也落在那两叠厚厚的稿子上。
然后他笑了。
“好。”他站起来,把那两卷手稿小心地收进皮包里,“那我就去替你谈这个‘分成’。”
他走到门口,又回过头。
“不过我可提醒你,”他说,“蓓尔美尔街上的那些出版商,一个个精明得很。我可能要在伦敦待好几天,跟他们磨破嘴皮子。”
玛丽点点头。
“我不急。”她说。
班纳特先生看了她一眼,没再说什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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