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嬷死前三天,突然开口说了话。
她已经十年没出过声了。
中风后瘫在竹椅上,嘴里永远含着一团黑糊糊的舌苔,眼神钝得像磨坏的刀。
家人轮流喂她米汤,擦洗身子,掀开被褥那股潮湿的腐味能熏得人倒退三步。
邻居都劝,送去安宁病房吧。母亲摇头,说阿嬷交代过,死也要死在这间眠床底下。
那句话是阿嬷还能说话时留下的遗嘱,用闽南语一个字一个字砸出来的“我若断气,眠床下彼瓮东西,谁都不准动。”
没人知道那瓮里是什么。
眠床是闽南老式的那种——六柱红漆拔步床,檐上雕着八仙过海,床下四角垫着砖头,缝隙里塞了几十年的灰垢。
我小时候捉迷藏钻进去过,床底亮着一盏被遗忘的钨丝灯胆,光线昏黄,照见一只陶瓮,瓮口压着倒扣的碗,碗底贴着黄纸符。
我伸手去碰,指尖刚摸到陶釉,楼上突然传来阿嬷拖沓的脚步声——可阿嬷那时候还年轻,正准备上楼。不,不对,她那时候就在楼上,正踩着我头顶的楼板嘎吱吱走过来。
我妈说我记混了,床底下根本没有瓮。但我记得很清楚,那盏灯胆的光,和符纸上的朱砂红得渗人。
阿嬷断气那天是农历七月初三。
按照闽南习俗,初一是鬼门开,初三正是群鬼游荡最凶的时辰。
我赶到时尸体已经被挪到客厅门板上,脸上盖着黄裱纸。
母亲跪在旁边哭,说阿嬷最后那句话是笑出来的——她十年没出过声音,死前喉咙里突然滚出一串笑,不是老人的那种干咳式的笑,是年轻的、潮湿的、像是从水下冒上来的气泡音。母亲听清了她说的五个字“欢喜着好啊。”
然后就不喘气了。
守灵那夜我没进正厅。
我坐在灶脚,看着煤气灶上那锅白米粥从滚烫变成凝固。
供桌上摆着阿嬷生前的竹椅,椅垫上还留着屁股压出的凹痕。
香灰落下来,堆得周围一圈灰白,像谁用指头在地上画了个圈。
凌晨两点,我起身去尿桶。
经过眠床间时我停下来了。
门是阖上的,但月光从气窗灌进来,把门缝漏成一条细长的银线。
我听见里面有声音——不是老鼠,不是木头热胀冷缩,是陶瓮的盖子被旋开时那种粗砺的摩擦声。
一圈,两圈,三圈之后,有黏稠的液体倒出来的声音,像倒酱油,但又更浓、更慢,带着什么东西滑落下去的闷响。
我推门进去。
床底下那盏钨丝灯胆亮了。
五十瓦的黄光照出那只陶瓮,瓮口空空荡荡,盖子掀翻在一旁,符纸上的朱砂字像是被舌头舔过一样,墨迹晕开,只留下“敕令”两个字勉强可辨。
瓮内壁糊着一层黑红色的釉光,我凑近了看,才意识到那不是釉——是干透的血,一层一层刷上去的,有的地方起皮,像蛇蜕。
我开始抖。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不该想起来的事。
六岁那年,我真的钻过这张眠床底下。
我记得那盏灯胆,记得那个瓮,记得我伸手去摸符纸时,突然有一只手从瓮口伸出来,五根指头像煮烂的面条一样软塌塌地搭在瓮沿上。
我没看到手臂,没看到身体,只看到那五根手指,每根指节的褶皱里都嵌着黑色的垢。
它们慢慢弯曲,像要抓住什么东西。
我吓得往后退,脑袋撞上床板,从另一头爬出来。
阿嬷站在床边,低头看我,两只眼睛是空的——不是空洞的空,是眼球还在,但瞳孔里什么都没有,像两颗煮熟的汤圆嵌在眼眶里。她对我笑了一下,说“你看到什么了?”
我说我什么都没看到。
她说“乖,没看到就好。那个东西还没长好,现在还不算看到。”
我不敢问什么东西还没长好。
那天晚上阿嬷给我煮了一碗面线糊,里面加了很多姜,又多放了一勺糖。
我吃的时候觉得一股甜腻的血腥味往上涌,但我不敢吐,因为阿嬷一直在旁边看着我,一根一根数我吃进去多少根面线。
后来我就把那件事忘了,忘了整整二十年。
现在我想起来了。
同时想起来的,还有阿嬷中风的原因——她根本不是病倒的。是我五岁那年除夕夜,睡到半夜被尿憋醒,现阿嬷不在床上。
我爬起来去找,看见她蹲在眠床底下,双手伸进陶瓮里,像是在揉面。她的手臂一进一出,揉得很慢很仔细,瓮里出一种湿漉漉的“咕啾咕啾”的声音。
我喊了声阿嬷,她猛然回头,脸上糊着暗红色液体,从额头淌到下巴,两只眼睛在液体后面亮得像两个洞。她看着我,嘴一张一合,用很轻很轻的声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