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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3章 黑车司机失踪背后藏着婚外情与复仇的阴谋（第2页）

更关键的是，李建国的双手上，没有任何勒痕和挣扎的痕迹。按照常理来说，如果只有后座一个人勒他的脖子，他的双手肯定会下意识地去拉扯绳索，去反抗，手上必然会留下勒痕或者摩擦的痕迹。可李建国的双手干干净净，没有任何异常，这就说明，当时副驾驶上一定有一个人，死死按住了他的双手，让他无法反抗，只能任由凶手摆布。

那么，这两个行凶者，到底是谁？他们和李建国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非要置他于死地不可？

专案组成立后，先想到的第一种可能性，就是抢劫杀人。

有两个理由支撑这个推断第一，李建国出事的那天，是1月15号，距离春节只有7天时间。每年春节之前，都是抢劫案件的高期，很多不法分子为了“挣点钱过年”，会铤而走险，对拉客的黑车司机下手，因为黑车司机经常携带现金，而且出行路线不固定，容易成为目标。

第二，李建国身上随身携带的腰包不见了。据谢荣说，李建国出门拉活时，都会带上一个黑色的腰包，里面装着当天拉活挣的现金、手机，还有身份证、驾驶证等物品。而在尸体身上，侦查员没有找到任何现金和手机，腰包也消失得无影无踪，种种迹象，都指向了抢劫杀人。

可随着调查的深入，专案组越来越觉得，抢劫杀人的可能性，其实很小。

先，谢荣回忆说，李建国出门之前，已经把身上的整钱，5o元、1oo元的纸币，都交给了她，说是让她提前准备春节的年货，身上只留下了几十块钱的零钱，用来找零。也就是说，李建国身上，其实并没有多少现金。

其次，最值钱的东西，其实是那辆灰白色的面包车。这辆车是半年前，谢荣和李建国省吃俭用，花了3万块钱买的，对于他们这个普通的农村家庭来说，这已经是家里最贵重的财产了。如果凶手真的是为了图财，不可能放过这辆车。

毕竟，几十块钱的零钱，远远比不上一辆价值3万块的车。可凶手并没有把车开走，而是把车遗弃在了县城的街道上，这显然不符合抢劫杀人的作案动机。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关键的疑点受害者的尸体和车辆被分离开了。通常情况下，抢劫杀人的凶手，作案目的就是为了钱财，得手之后，会尽快逃离现场，把人杀死后，随便找个偏僻的地方扔掉，不会特意把尸体和车辆分开，更不会花费时间去处理现场痕迹。

而这起案子中，凶手不仅把尸体抛到了郊外的护坡底下，还把车辆开到了县城的街道上遗弃，甚至带走了沾染血迹的脚垫，这种行为，显然不是为了图财，而是为了掩饰自己的行凶行为，掩盖尸体的踪迹，避免被警方现。

侦查员分析，这种刻意掩饰杀人行为的做法，是报复性杀人的重要特征之一。也就是说，凶手杀死李建国，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报复，是和李建国之间有不共戴天的仇恨，所以才会如此精心地布置现场，掩盖自己的罪行。

既然排除了抢劫杀人的可能，专案组就调整了侦查方向，把重点放在了“熟人作案”上，凶手很可能是李建国的熟人，因为某种恩怨，对他实施了报复。

可这个熟人，到底是谁？李建国为人老实本分，平时待人谦和，很少与人生矛盾，他会和谁结下如此深的仇恨？

为了解开这个谜题，侦查员再次回到了抛尸现场，重新进行细致的勘察，希望能找到更多被遗漏的线索。

抛尸现场位于三台县郊外的一条公路旁，公路旁边是一条小河，河边长满了杂草，平时经常有村民来这里钓鱼、洗衣服，并不算特别偏僻。侦查员再次仔细检查了尸体，又有了一个新的现，这个现，让他们对凶手的身份，有了新的推测。

李建国颈部的两道锁痕，有明显的区别第一道锁痕，只留在了脖子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分没有任何痕迹；而第二道锁痕，则绕颈一周，深浅均匀，显然是凶手刻意用力勒出来的。

结合李建国当时正在开车的场景，侦查员推断，第一道锁痕形成的时候，李建国还坐在驾驶座上，他的脖子后面，有汽车头枕挡住，所以凶手从后座勒他脖子的时候，只能勒到脖子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分被头枕挡住，无法留下痕迹。

而第二道绕颈一周的锁痕，应该是在李建国被勒晕之后，凶手担心他没有死透，特意把他的头从座椅上掰过来，再次用绳索勒住他的脖子，直到确认他死亡为止。

这里就有一个疑问如果凶手只有一个人，那么在勒住李建国脖子的同时，很难再腾出双手去击打他的面部，更不可能按住他的双手，让他无法反抗。所以，这进一步印证了，作案者至少有两个人，一个坐在副驾驶，按住李建国的双手，并用钝器击打他的面部；一个坐在后座，用绳索勒住他的脖子，致他死亡。

另外，还有一个细节让侦查员很在意抛尸的地点虽然不算特别偏僻，但平时很少有人会走到护坡底下，如果凶手对这个地方很熟悉，应该会选择更隐蔽的地方抛尸；可凶手却把尸体抛在了这里，说明凶手很可能对三台县的地形并不熟悉，只是随便找了一个看似偏僻的地方，就把尸体扔了。

结合之前的推断，凶手是李建国的熟人，而且对当地地形不熟悉，专案组得出了一个新的侦查思路排查李建国的社会关系，重点寻找那些和他熟悉，但不是三台县本地人的人，尤其是那些会开车的人。

这个思路，能找到凶手吗？专案组立刻展开了大规模的排查工作，开始深入了解李建国的生活经历、社会阅历，走访他的亲戚、朋友、邻居，还有他开黑车时认识的同行。

通过走访，侦查员了解到，李建国的身世十分可怜。他出身贫寒，父母在他未成年的时候，就先后去世了，他从小就孤苦伶仃，靠着亲戚的接济长大。26岁那年，也就是13年前，李建国还没有成家，在农村，这个年纪还没结婚，已经算是“大龄青年”了，很多人都替他着急。

后来，在一位好心邻居的介绍下，李建国认识了谢荣。谢荣是家里的独生女，性格温柔善良，知道李建国的身世后，不仅没有嫌弃他，反而很同情他。两人认识仅仅三个月，就登记结婚了，对于李建国来说，谢荣的出现，就像一束光，照亮了他灰暗的人生；而对于谢荣来说，李建国虽然家境贫寒，但为人踏实肯干，对她也十分体贴，是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

因为李建国父母双亡，没有亲人，结婚后，他就入赘到了谢荣家，成为了上门女婿。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身世，让李建国为人十分低调，平时说话做事都小心翼翼，待人谦和，不管和谁相处，都客客气气的，从来不会与人生争执，更不会与人结仇。

专案组排查了李建国婚前的老家、婚后的新家，走访了足足几百人，无论是亲戚、邻居，还是同行、朋友，都说李建国是个老实人，从来没有和谁红过脸，更没有什么仇人。至于感情方面的纠纷，更是没有，所有人都知道，李建国对谢荣十分宠爱，结婚13年，从来没有过出轨、家暴的行为，夫妻俩的感情一直很好。

排查工作陷入了僵局。如果凶手是李建国的熟人，可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能提供有价值的线索？难道是专案组的侦查思路错了？

这时候，谢荣的一句话，让案件有了新的突破口。谢荣说，李建国出事那天，是接到了一个去盐亭的叫车电话，才出门的，那个打电话叫车的人，很可能就是凶手。

这个说法，和专案组的想法不谋而合。那个叫车的人，无疑是这起案件中最关键的人物，他知道李建国是黑车司机，知道他会接单去盐亭，还能精准地联系到他，显然不是陌生人。

侦查员立刻调取了李建国的手机通话清单，很快就找到了那个叫车的电话号码。可当侦查员试着回拨这个号码时，电话那头却传来了冰冷的提示音“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一个刚刚叫过车的电话，为什么会这么快就停机？这太可疑了。侦查员立刻联系了电信公司，调取了这个电话号码的详细信息，结果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这个电话号码，是案前一天，在三台县本地的一个报刊亭购买的，属于非实名登记的电话卡，没有任何个人信息。而且，这个号码自购买以来，总共只打过三个电话，这三个电话，全部都是在李建国遇害的当天下午拨打的，一个打给李建国，用于叫车；一个打给电信公司客服号，咨询停机相关的事宜；还有一个，打给了一个北京的电话号码。

更让人可疑的是，打完这三个电话之后，这个号码就立刻办理了停机手续，彻底停用了。很明显，这个叫车的人，从一开始就做好了准备，他刻意用非实名电话卡联系李建国，作案后立刻停机，就是为了掩盖自己的身份，避免被警方追查。

那么，那个北京的电话号码，又是什么来头？侦查员立刻对这个北京号码进行了查询，结果现，这个号码属于一家声称“能够帮人删除通话记录”的公司。

虽然最终，这个叫车人的通话记录并没有被删除，但这足以说明一个问题这个人在作案之后，想要删除自己的通话记录，掩盖自己和李建国的联系，这进一步印证了，他就是这起命案的凶手，而且作案前经过了精心的谋划。

可问题是，这个电话卡是非实名的，购买地点是三台县长途汽车站附近的一个报刊亭，而长途汽车站人员往来复杂，鱼龙混杂，报刊亭的老板也没有登记购买者的任何信息，想要通过这个电话卡，找到购买者的身份，难度极大。

那个叫车的关键人物，一时之间，成了一个谜。

但专案组并没有放弃，他们再次梳理了凶手的特征第一，是李建国的熟人；第二，会开车（因为凶手作案后，曾开着李建国的车，将车辆遗弃在县城街道上）；第三，对三台县的地形不熟悉；第四，作案前经过了精心谋划，心思缜密。

结合这些特征，专案组决定，对李建国的社会关系，进行第二次全面排查，重点排查那些会开车、不是三台县本地人，而且和李建国有着一定交集的人。

可李建国是开黑车的，交际范围十分广泛，每天都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人，有熟客，也有陌生人，而且他的同行，几乎都有驾照，都会开车，想要从这么多人中，筛选出符合条件的嫌疑人，无疑是大海捞针。

排查工作再次陷入了僵局。就在侦查员一筹莫展的时候，他们把目光投向了谢荣，李建国的妻子，会不会知道一些什么？

谢荣和李建国，曾经一起在成都一个郊区的床上用品加工厂打工，直到2o11年夏天，两人才辞职回家，买了那辆面包车，开始跑黑车。也就是说，李建国在成都打工的那段时间，接触到的人，可能和他的死，有着某种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