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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4章 丹东九头案 民国末年的迷信血劫（第1页）

1948年的安东，还没改名丹东，战火的余温仍裹着东北乡村的尘土。彼时的辽东大地，解放的曙光初现，可封建迷信的阴霾却像粘腻的蛛网，缠在寻常百姓的心头。一贯道等邪教趁时局动荡兴风作浪的传闻，在乡野间此起彼伏，而大石区石佛村那场震惊全县的“九头命案”，则把这份诡异与残酷，刻进了安东的地方志里。

世人皆传，那是一贯道邪教作祟，连杀九人后砍下头颅摆阵作法，妄图借血光之力逆天改命。可当安东县公安局的侦查员踩着晨露冲进案现场时，他们才现，这起案件的真相，比传说更荒唐，也更刺骨。

1948年6月2日，农历四月二十五，天刚蒙蒙亮，晨雾还没褪尽石佛村的土腥味，村口的老井旁就传来了江人才撕心裂肺的呼喊。他手里攥着半桶没打满的水，桶沿沾着泥点，裤脚湿透，连滚带爬地往村外的大石区公所跑，中途撞见赶早下地的村民，只含糊喊着“包家……包家出事了！人头……满桌子都是！”

消息像惊雷炸过田埂，等江人才气喘吁吁跑到安东县公安局时，值班的侦查员刚啃完半个窝头。听闻“凶杀案”“人头”，几个经历过战争洗礼的老兵瞬间绷紧了神经，挎上枪、拎着勘查包就往外冲。从县城到石佛村八里地，他们几乎是一路狂奔，布鞋踩过土路扬起的尘土，在身后拖出长长的灰线。

案地在石佛村公路南侧两米处，三间筒式草房孤零零立在田埂边，草屋顶沾着隔夜的露水，烟囱里没有一丝炊烟，反倒有一股若有若无的腥气，顺着风飘进侦查员的鼻腔。带队的老侦查员抬手示意众人噤声，先绕着草房走了一圈，院墙不高，墙头爬着几株蔫掉的牵牛花，大门虚掩着，门楣上还挂着一块褪色的红布条，在灰蒙蒙的天光下透着诡异。

一名侦查员立刻掏出纸笔，蹲在地上按比例绘制现场方位图，笔尖在纸上快滑动，标注出草房与公路、水井的距离，甚至连墙角那堆柴火的位置都不曾遗漏。另一名侦查员举起相机，“咔嚓”几声拍下外景，镜头里的草房静谧得可怕，仿佛藏着吞噬一切的黑洞。等做好外围勘查，几人轻轻推开大门，“吱呀”一声门轴响，打破了清晨的死寂，也掀开了那场惨绝人寰的景象。

刚跨进门槛，浓烈的血腥味就直冲鼻腔，混杂着未散尽的烟火气和淡淡的朱砂味，呛得人忍不住皱眉干呕。屋内地面铺着的土坯被血水浸透，踩上去黏腻滑，暗红色的血渍从炕前蔓延到墙角，形成不规则的斑块。墙角的瓷缸敞着口，里面盛着半缸淡红色的血水，水面漂浮着细碎的血沫；厨房的铁锅、陶盆里也装着同样的血水，锅沿还沾着几缕花白的头。

炕前的地面上，八具无头颅的尸体整齐地仰卧着，四肢舒展，腰间都扎着崭新的红布条，布条的颜色与门楣上的那块如出一辙。尸体身上的衣物整洁，没有丝毫挣扎的痕迹，仿佛是心甘情愿躺下，等待着死亡降临。而北屋的单人炕上，还躺着一具女尸，与其他八具不同，她身俱全，可浑身伤痕累累，血肉模糊，衣物被撕扯得不成样子，脸上凝固着痛苦与诡异的期盼，让人不寒而栗。

屋内的饭桌被擦得一尘不染，桌面上铺着一层平整的黄标纸，八颗人头呈半圆形摆放在香炉两侧，头颅的丝还带着湿气，显然是被人清洗过。每个头颅的头顶，都有几道深浅不一的抓痕，像是被人强行按在某处时留下的印记。阳光从窗棂的缝隙照进来，落在人头苍白的脸上，与黄标纸的颜色相映，构成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

在场的侦查员，有参加过辽沈战役的老兵，见惯了战场的尸山血海，可此刻面对这样刻意布置的惨状，还是忍不住心头紧，指尖微微颤抖。老侦查员强压下翻涌的情绪，沉声吩咐“快，去县医院请白大夫来验尸，其他人仔细搜查现场，一寸都不能放过！”

半个时辰后，县医院的白大夫背着药箱匆匆赶来。他穿着洗得白的白大褂，戴上老花镜，蹲在尸体旁仔细查验，手指轻轻按压尸体颈部的伤口，眉头越皱越紧。“你们看，”白大夫指着其中一具尸体的颈部，声音带着难掩的沉重，“伤口平整，三到四刀就利落割下头颅，下手又快又狠，凶手绝非善类，心理素质极强，要么是惯犯，要么是被某种执念冲昏了头。”

侦查员们顺着白大夫指的方向看去，果然见伤口边缘整齐，没有拖拽或反复切割的痕迹，可见凶手动手时毫不犹豫。随后，众人分散开来搜查屋内的遗留物，在灶台下方找到了一把杀猪刀和一把剥皮刀，刀刃上的血迹已经凝固黑，刀柄处还残留着模糊的指纹；炕席底下搜出半斤左右的马匪（土制鸦片），一个沾着朱砂痕迹的瓷碗，碗底还有少量暗红色的粉末；门槛旁放着一双胶鞋，鞋面上的血迹与地面血渍成分相近；墙角的柜子里，堆着数十个空酒瓶和汽水瓶，瓶身上有的沾着指纹，有的残留着白酒的气味。

最让侦查员起疑的，是饭桌抽屉里的四份“神榜”和一张纸条。神榜用黄标纸书写，上面画着歪歪扭扭的符咒，字迹潦草，透着几分癫狂；那张纸条则是普通的麻纸，上面用墨字写着“龚老五、曲传香是杀人凶手”，字迹与神榜截然不同，力道沉猛，带着刻意伪装的生硬。

“这九个人到底是谁？”老侦查员拿着纸条，看向闻讯赶来的村民，“有没有认识这些死者的？”

几个胆子大的村民凑过来，隔着门槛看向屋内，看清尸体的衣着后，纷纷脸色惨白，有人忍不住蹲在地上干呕。村里的老支书颤着声音说“那炕上当间的，像是包云甫的媳妇包刘氏……还有那几个孩子的衣服，看着像是包家的娃。”

侦查员立刻组织知情群众辨认，结合尸还原和走访调查，很快确认了九名被害人的身份三男六女，其中五名成年人，四名儿童，牵扯到五个家庭。分别是26岁的包刘氏（包云甫之妻）、4岁的儿子包青海、2岁的女儿包淑华、47岁的岳母刘庞氏、29岁的王庞氏（刘庞氏之妹）及其2岁的儿子王代书、25岁的薛庞氏（刘庞氏之妹）及其2岁的儿子薛云楼，还有19岁的孙侯氏（包云甫的七外甥女）。

九个死者，都是包云甫的至亲，而包云甫本人，却不见踪影。

“包云甫人呢？”侦查员追问老支书。

报案人江人才这才缓过劲来，补充道“我今早天不亮来打水，就看见井里飘着个人，吓得我扔了水桶就跑，凑近了一看，才认出是包云甫。我赶紧喊了几个人把他捞上来，他浑身湿透，嘴里胡言乱语，说家里人都被杀死了。我们跟着他来家里一看，就看见这景象……对了，捞他的时候，还看见包家炕头上躺着个人，手里攥着把屠刀，后来才知道是他叔辈舅舅周春。”

另一名村民也凑上来说“农历三月十六那天，我来包家借锄头，院门紧锁着，敲了半天门，包云甫才慌慌张张地跑出来，指着门楣上的红布条说家里孩子生病，禁忌生人，不让我进去。我当时还觉得奇怪，隔着院墙听见屋里有嗷嗷的叫声，像是有人在哭，又像是在喊什么听不懂的话，有点像跳大神的调子。他从墙头上把锄头递给我，我看见他脸色白，眼神恍惚，像是被什么东西缠上了。”

还有村民补充，最近一个多月，包家几乎天天关门停业，以前包云甫开着小铺，还修自行车，每天院里都有人往来，可自从他舅舅周春住进来后，就很少有人能见到包家人出门，偶尔瞥见，也是眼神呆滞，嘴里念念有词，像是中了邪。

侦查员们把这些线索汇总，在草房外的老槐树下召开了临时案情分析会。“依我看，周春和包云甫嫌疑最大，”一名年轻侦查员率先开口，“被害人都是包云甫的至亲，周春又是外来人员，而且案时手握屠刀躺在炕上，太可疑了。”

立刻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可他们是亲属啊，死者里有包云甫的老婆和两个孩子，虎毒尚不食子，他怎么可能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说不定是有人故意陷害，或者是特务趁机作乱，毕竟现在时局还不稳定。”

“还有这张纸条，”另一名侦查员举起那张写着凶手名字的纸条，“龚老五和曲传香都是村里出了名的赌徒，经常输钱欠账，会不会是他们输急了眼，图财害命，然后留下纸条嫁祸他人？”

众人各执一词，争论不休。老侦查员沉默良久，指着现场搜出的神榜、朱砂碗和红布条说“你们看这些东西，神榜、符咒、红布条，还有现场刻意摆放的头颅，都透着封建迷信的影子。龚老五和曲传香要是图财害命，没必要费这么大劲摆阵，直接拿钱跑路就是了。我觉得，这案子大概率和封建迷信有关，周春和包云甫，绝对脱不了干系。”

最终，众人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先将周春和包云甫列为重大嫌疑犯拘留审查。可当侦查员冲进北屋时，却现包云甫不在屋内，只有周春还躺在炕上昏睡，手里的屠刀掉落在炕边，身上沾着零星的血渍。后来才得知，包云甫被捞上来后，趁众人慌乱之际，又跑回了村里，被随后赶来的侦查员在村后的柴房里找到，他浑身湿透，眼神迷茫，嘴里反复念叨着“怎么没升天……怎么没升天……”

将两人拘留后，侦查员立刻展开证据核查。为了确认神榜和纸条的字迹归属，他们专门请来了县里的笔迹鉴定专家，对四份神榜和纸条逐字逐句进行比对分析。专家反复查验后得出结论神榜上的符咒和文字，出自包云甫之手；而神榜下方弯弯曲曲的“绳”字，以及那张指控龚老五、曲传香的纸条，字迹风格一致，均为周春所写。

与此同时，看守所传来消息，有村民反映，周春在被拘留前，曾偷偷吞服过什么东西，疑似企图自杀。侦查员立刻赶到看守所，询问周春的状况，现他脸色苍白，精神萎靡，时不时捂着肚子皱眉。“他肯定吞了东西，”老侦查员当机立断，吩咐管教员仔细搜查周春的粪便，“不管是什么，都得找出来，这可能是关键证据。”

管教员们忍着厕所的刺鼻臭气，在粪便中反复翻找，最终找出了三块亮晶晶的金块，每块都有指甲盖大小，显然是周春提前藏好，趁人不注意吞下去的。

随着调查的深入，周春的真面目逐渐浮出水面。各路调查组陆续返回，汇总的线索拼凑出一个令人不齿的形象周春当年46岁，祖籍苏北，自幼不务正业，好吃懒做，2o岁就跟着村里的神汉学会了跳大神，靠着装神弄鬼骗取钱财。父母去世后，他无依无靠，漂泊四方，后来染上了毒瘾，开始以贩毒为生。日伪时期，他因贩卖鸦片被抓入狱，在牢里待了整整八年，九三光复后才刑满释放。

出狱后，周春投奔了苏北的哥哥周鸿，可他毫无廉耻之心，趁周鸿出海行船、家中无人之际，诱骗奸污了嫂子。周鸿回来后得知真相，气得浑身抖，拿起锄头将他赶出了家门，誓永不相认。走投无路的周春，想起了远在安东的外甥包云甫，便托人从中说和，希望能在包家落脚。

包云甫当年27岁，为人憨厚老实，平日里靠种田、开小铺和修理自行车维持生计，日子过得不算富裕，但也算安稳。他念及亲属关系，又觉得周春走投无路实在可怜，便不顾妻子包刘氏的些许犹豫，答应让周春在自家暂住。

1947年腊月二十九，周春背着一个破旧的包袱来到包家。彼时正值年关，包氏夫妇热情地招待了他，给了他一身新棉衣，还备了好酒好菜。刚开始的半个月，周春表现得格外勤劳，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挑水、劈柴、喂猪，地里的农活也抢着干，对包云甫夫妇毕恭毕敬，很快就骗取了两人的信任和好感。

正月初一，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包饺子、贴春联，一派喜庆景象。包家也不例外，一家人围坐在炕头吃年夜饭，周春借着酒劲，开始故伎重演。他放下酒杯，故作神秘地对包云甫夫妇说“外甥、外甥媳妇，你们不知道，我这一辈子，可不是普通人。我19岁那年在吉林深山里，遇见一个猎人打伤了一只白狐狸，我见它可怜，就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把它买下来放了。那狐狸通人性，修炼成仙后，为了报答我的救命之恩，在我2o岁那年附在了我身上，从此我就有了通灵的本事，能请仙附体，治好各种疑难怪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