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的春天,广西上林县的群山还裹着一层湿润的绿意。四月的风带着南国特有的温热,吹过田垄间刚抽穗的稻禾,掠过镇口老槐树的枝丫,最终汇聚到白围镇的康行街上,这里即将迎来一月一次的“围日”,一个让全镇人翘以盼的热闹日子。
可能北方的朋友对“围日”有些陌生,这是桂南地区独有的民俗,“围”字左边带个土字旁,右边是“于是”的“于”,说白了就是赶集的日子,也是集市集中开张、进行物资交易的日子。对当时的农村人来说,围日不仅是买卖东西的场合,更是难得的社交机会,十里八乡的人都会赶来,凑个热闹、会个熟人、唠唠家常,平淡的日子也因这一天的喧嚣多了几分色彩。
白围镇的康行街,是这场热闹的核心。这条街不算长,但名气不小,是全镇粮食、牲口、家禽饲料的集中交易地,临街的铺子摆满了竹筐、农具、晾晒的干货,路边的小摊此起彼伏地吆喝着,牛市里的黄牛哞叫、鸡笼里的家禽扑腾,混杂着讨价还价的人声,构成了镇上最鲜活的烟火气。作为白围镇最繁华的街道之一,康行街的中段更是黄金地带,商铺林立,人流如织,哪怕是平日里,也比其他地方热闹几分。
1994年4月17号,星期日,正是当月围日的正日子。时针指向中午11点,康行街的热闹达到了顶峰。起得晚的人慢悠悠地踱着步,在各个摊位前驻足挑选;起得早的人买完了东西,却舍不得立刻离开,要么在小吃摊前啃着油饼,要么围着熟人家长里短地闲聊。孩子们牵着大人的衣角,眼睛盯着糖人摊不放,偶尔传来几声清脆的嬉笑,让整个集市的氛围愈鲜活。
可就在这片喧腾之中,康行街中段那处临街的民宅,却显得格格不入。这是一栋普通的砖木结构民宅,大门紧闭,门板上的油漆有些斑驳,门楣上挂着的红灯笼也耷拉着,没有一丝生气。按理说,围日里就算不出门摆摊,也该打开门看看热闹,可这户人家却静得像没人住一样,连一丝声响都听不到。
这种反常的寂静,很快引起了周围住户的注意。住在隔壁的韦某,是个热心肠的中年人,他看着紧闭的大门,心里犯了嘀咕“周家香一家平时挺热闹的,今天怎么回事?”他走上前,伸出手轻轻敲了敲门,没人应;又加大力度拍了拍,门板出沉闷的响声,屋里依旧毫无动静。
“有人吗?周嫂子在家吗?”韦某扯着嗓子喊了两声,声音被集市的喧嚣吞没了一部分,却依旧没能换来任何回应。一种不好的预感顺着脊椎爬上韦某的心头,他皱紧眉头,转身对旁边围观的邻居说“不对劲,怕不是出事了,快去找周伯来!”
韦某口中的周伯,是这户民宅房主周家香的父亲。周家香是个三十出头的寡妇,丈夫钟某两年前因为赌博债台高筑,上吊自杀了,留下她和三个孩子相依为命,9岁的大女儿钟丽娟,5岁的二女儿钟丽丽,还有3岁的小儿子钟振林。周伯也住在镇上,平时最疼这三个外孙孙,经常过来照看。
听说女儿家叫门不应,周伯心里咯噔一下,揣着忐忑的心情快步赶到康行街。他比韦某更用力地拍着门,嘶哑的声音里带着焦急“阿香!阿香!丽娟!丽丽!振林!你们在里面吗?”
一声声呼喊穿过门板,却石沉大海。周伯的手开始抖,他哆哆嗦嗦地掏出身上的钥匙,这是女儿怕他年纪大了跑一趟麻烦,特意给他配的。钥匙插进锁孔,转动时出“咔哒”一声轻响,在喧闹的集市背景下显得格外清晰。
门刚推开一条缝,一股浓烈的血腥味就扑面而来,直冲鼻腔。周伯脸色瞬间惨白,他猛地推开大门,眼前的景象让他浑身血液凝固,双腿一软差点瘫倒在地,客厅里、卧室里,到处都是血迹,他的女儿周家香和三个外孙孙,全都躺在血泊之中,身体已经僵硬冰冷。
“造孽啊!”周伯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声音里充满了绝望。
赶集的人群被这声哭喊吸引,纷纷涌了过来。看到屋里的惨状,有人吓得尖叫着四散而逃,有人捂着嘴不敢出声,还有人壮着胆子围在门口张望,议论纷纷。原本热闹的康行街中段,瞬间被恐惧和混乱笼罩。
接到报案的电话时,上林县公安局的局长正在处理公务,一听生了灭门惨案,当即拍板“全体刑侦人员紧急集合,立刻赶赴白围镇!”主管刑侦的副局长、刑侦大队长带着技术人员、侦查员,一路拉着警笛,朝着白围镇疾驰而去。
等他们赶到时,白围镇派出所的民警已经拉起了警戒线,将围观的人群挡在外面。刑侦大队长穿过人群,走进民宅,一股浓重的血腥味让人几乎窒息。现场的惨状,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老刑警,也忍不住皱紧了眉头。
技术人员立刻展开勘查,法医蹲在尸体旁进行初步鉴定。经过仔细检查,法医得出结论周家香和9岁的大女儿钟丽娟倒在卧室里,两人的胸部、腹部有多处刀伤,属于失血性窒息死亡。其中周家香身上的伤口最多,胸腹背、肋部、颈部都有,足足中了7刀,每一刀都直逼要害,显然凶手是下了死手。
5岁的二女儿钟丽丽和3岁的小儿子钟振林,则躺在大厅一侧的床上。两个孩子身上没有明显的刀伤,但颈部都有清晰的勒痕,舌尖外露。法医解剖后现,孩子们的喉骨已经断裂,是被人扼住颈部导致窒息死亡,也就是俗称的“掐死”。
“太残忍了,连孩子都不放过。”法医站起身,声音里带着难以掩饰的愤怒。
根据死者胃内容物的消化程度,以及尸斑的分布情况,法医进一步推断4名被害人的死亡时间已经过1o个小时,案时间应该在当天凌晨1点到3点之间,正是人们睡得最沉的时候。
痕检人员在现场仔细搜寻着蛛丝马迹。在卧室的地板上,他们找到了一把刃长2o厘米的折叠刀,刀刃上还残留着干涸的血迹;旁边的椅子上,扔着一件血迹斑斑的军绿色的确良上衣,布料上还沾着几根碎头。技术人员小心翼翼地提取了刀把上的指纹,经过初步比对,确认是凶手右手拇指留下的。
在卧室的房梁上,侦查员现了一根长度过两米的胶皮绑带,绑带的一端打了个活结,另一端垂在半空,不知道是用来做什么的。而在厨房的屋顶,有几片瓦片被揭开,露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豁口,豁口下方的木板也有被撬动的痕迹。
“看来凶手是从厨房房顶潜入的。”刑侦大队长指着屋顶的豁口说,“结合现场的痕迹来看,应该是单人作案。凶手凌晨1点左右,从屋后的厨房房顶揭开瓦片和木板,进入屋内,趁被害人全家熟睡时行凶。”
至于房梁上的胶皮绑带,侦查员推测“可能是凶手作案后想在现场自杀,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又放弃了。”而凶器和带血的上衣被留在现场,大门也被顺手拴上,种种迹象表明,凶手作案后可能是慌乱逃离,也可能是故意留下线索,但其作案思路清晰,下手狠辣,显然是有备而来。
排查仇杀?情杀?财杀?
案件生后,上林县公安局成立了“4?17”命案专案组,全局警力几乎都投入到了案件侦破中。刑侦人员分成多个小组,一方面继续勘查现场,寻找更多线索;另一方面则深入白围镇,走访周家香的亲友、邻居,排查她的社会关系。
杀人案的动机,无非是情、财、仇三种。专案组先排除了财杀的可能,周家香丈夫死后,家里欠下不少债务,日子过得紧巴巴,屋里没有被翻动的痕迹,值钱的东西也都还在,凶手显然不是为了钱财而来。
那么,是仇杀还是情杀?
周家香是个寡妇,带着三个孩子过日子,平时为人低调,邻里关系也不错,没听说和谁结下过深仇大恨。可她毕竟是个年轻的女人,丈夫去世后,难免会有感情上的纠葛。专案组决定,先从周家香的社会关系入手,重点排查和她有过接触的男性,以及可能与她产生矛盾的人。
第一个进入警方视线的,是周家香丈夫的哥哥,当地人叫“大掰子”。
周家香一家住的房子,是钟家的老宅,虽然已经有几十年历史,但地处康行街中段的黄金地带,临街的位置极具商业价值。上世纪9o年代初,全国掀起下海经商潮,白围镇也不例外,不少人都想找个好地段开店做生意,钟家老宅自然成了香饽饽。
据邻居反映,周家香的大掰子早就惦记上了这处老宅。当年他结婚后就搬离了老宅,有了自己的新房子,兄弟俩关系还算和睦。可自从下海潮兴起后,大掰子就动了心思,曾经找过弟弟,想用自己的新房换这处老宅。
“兄弟,你这房子也老了,我那新房宽敞明亮,咱们换换,你也能改善改善居住条件。”大掰子说得冠冕堂皇。
可周家香的丈夫不傻,知道老宅的地段有多值钱,当即就拒绝了“这房子是爸妈留下的,我得留给孩子们,不能换。”
大掰子碰了个软钉子,也不好强硬要求,这事就暂时搁置了。可没想到,没过多久,周家香的丈夫就因为赌博欠债自杀了。丈夫一死,大掰子又把主意打到了老宅上。他觉得,弟媳妇年纪轻轻,早晚得改嫁,到时候这老宅自然就该归他这个做大哥的。
可周家香却有自己的想法,她知道这处老宅是孩子们唯一的念想,也是她们母子四人的安身之所,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出去。为此,她和大掰子吵了好几次,甚至差点闹到法院去。
“会不会是大掰子为了抢房子,对弟媳妇一家下了毒手?”有侦查员提出了这样的猜测。
这个猜测并非没有道理,为了房产引的命案在当时并不少见。专案组立刻对大掰子展开调查,调取他的行踪,询问他案当晚的活动轨迹。
可调查结果却让专案组失望了。据了解,大掰子虽然惦记老宅,但平时为人还算遵纪守法,而且他对三个侄子侄女十分疼爱,经常送钱送物,照顾她们的生活。案当晚,大掰子和几个朋友在家喝酒,一直到凌晨4点多才睡觉,有多人可以作证,他没有作案时间。
“排除大掰子的嫌疑。”刑侦大队长在案情分析会上说,“继续扩大排查范围,重点关注和周家香有感情纠葛的人。”
就在这时,一个名叫黎旭雄的男人,走进了专案组的视线。
黎旭雄和周家香住在同一条街上,算是街坊邻居。他比周家香大1o岁,44岁了还没结过婚。在当时的农村,这个年纪还没成家,要么是家里太穷,要么是身体有缺陷,要么就是名声不好,黎旭雄占了后两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