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碧纾第一次觉得那个快递站不对劲,是在她升任夜班主管的第三天。
快达递白鹭镇分拣站设在镇东头一片废弃的旧厂区里。铁皮棚子,水泥地面,满墙的灰,空气里永远弥漫着一股潮湿的、混着纸箱和胶带的涩味。孙碧纾在这干了快四年了。从分拣工干起,过手了几十万个包裹,磨破了上百双手套,硬是熬成了这个鬼地方有史以来第一个女主管。
她当上主管的时候,老员工里有人说闲话——“女的也能管夜班?”“这地方夜里邪门,她待得住?”她没理会。她不需要任何人觉得她行,她只需要月末那笔准时到账的工资,和远在老家的女儿每隔两天才能在手机屏幕上喊的那一声“妈”。
夜班是晚上十点到早上六点,月底旺季会延长到七点。孙碧纾负责三条分拣线的调度,手下二十多号人,大多是从周边乡镇招来的临时工,干几天走一批,换一批,面孔永远是生面孔。她记不住他们的名字,也不需要记住。这道铁皮棚子里的流水线吃掉的不是人,是一双双手。谁的手都行。
一切都很正常。直到三个月前的那一天。
那天是双十一之后第三天,货量暴增,整个分拣站堆得像一座纸箱垒成的迷宫。孙碧纾嗓子喊哑了,两条腿站到浮肿,在传送带之间穿梭,把积压的包裹往对应的片区塞。
凌晨三点多,她踩到了一滩东西。
她以为是某个破碎包裹里漏出来的液体,低头看——不是水,是暗红色的,粘稠的,顺着她的鞋底往旁边淌。她顺着那摊液体的痕迹往前找,液体的源头是传送带尽头一个被压在最底下的纸箱。箱子不大,比鞋盒大一圈,白色纸皮,没有标签,没有任何快递单,光秃秃的,只在纸箱正面用红色记号笔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符号。
她蹲下来,伸手摸了一下。纸箱是凉的,不是冷气的那种凉,是另一种,像从冰柜里拿出来又放了很久的那种潮湿的凉。她正想把箱子搬到旁边拆开看看,身后传来老周的声音——
“别碰。”
老周是站里资历最老的装卸工,五十多岁,在这干了快十年,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见过。他拉着孙碧纾的手腕往外走了好几步才松开,压低声音说:“那个箱子,不是今天到的。”
“不是今天到的?系统里没有吗?”
老周看了她一眼,没有回答,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手电筒,朝那个箱子的方向照了照。光照在箱子表面的那一刻,孙碧纾看见了一个她这辈子都忘不掉的东西——
纸箱在呼吸。
不是被风吹动的晃动,是那种缓慢的、有节奏的、像人的胸膛在起伏的呼吸。纸箱表面那层白纸随着这股呼吸,像人的皮肤一样轻微地膨胀、收缩,膨胀、收缩。老周关掉了手电筒。纸箱不动了。
“这东西,每隔几天就会出现在传送带上,”老周的声音低得像怕惊动什么,“每次都是午夜十二点整冒出来,谁也不知道它从哪来的。谁碰了它,谁就会出事。”
孙碧纾问出了什么事。老周没有回答,只是从手机里翻出一张照片递给她看。照片上是一个穿灰色工装的年轻男人,瘦削,脸色青,眼窝深陷。
“小何,去年双十一的夜班分拣员。”老周说,“他碰了那个箱子。第二天,人就不行了,倒在传送带旁边,手里还攥着那个纸箱的碎片。急救车来的时候,人已经走了。医院说是猝死。可我跟他在一个组,他出事之前那个礼拜,没加过一天班。”
孙碧纾握着手机的手指在抖。她把手机还给老周,没有说话。她没有把这件事报告给站长,甚至没有跟任何人提起。她只是从那天起,每天晚上十二点整,都会站在监控室的老旧显示屏前面,盯着那条灰白色的传送带。
十二点整。传送带动了。
那个没有标签的白色纸箱准时出现在传送带的最末端,和其他包裹一起缓缓滑过来。它滑过分拣口,滑过扫描仪,滑过那些埋头工作的工人们身边,一直滑到传送带的尽头,停在那里,等着有人把它捡起来。
没有人去捡。
工人们都学会了绕着它走。新来的分拣工不知道规矩,老员工会拉住他们,压低声音说一句——“别碰那个箱子。”
箱子一个晚上没有人碰,第二天它会自己消失。第三天夜里十二点整,它会重新出现在传送带上,像什么都没有生过。
孙碧纾每晚都会在监控室的屏幕前看着那个箱子,看着它从传送带上滑过来,滑过去,滑过去,滑过来。她不知道箱子里面装的是什么,不知道它是从哪来的,不知道它为什么要出现在这条流水线上。她只知道,只要没有人碰它,它就只是一个箱子。一个会呼吸的、流血的、在午夜十二点准时从黑暗中浮现的纸箱。
孙碧纾以为自己可以一直这样,不碰它,不问它,当它不存在。
可是有一天,站长老胡在早会上说了一件事。
“最近货量要翻倍,总部要求我们提高分拣效率。从下周开始,夜班分拣线从三条增加到四条,临时工再招一批。另外——所有积压三日以上的包裹,必须清理出库,不得滞留在分拣站内。”
孙碧纾当时就现了一个问题。那个白色纸箱,在系统里没有任何记录。它不属于任何积压包裹,不属于任何遗失快递。它不存在,可它每天都摆在传送带上。按照规定,它必须被清理出库。
会议结束后,孙碧纾敲开了站长办公室的门。老胡正对着电脑屏幕看数据,听她把那个箱子的事说完以后,沉默了很久。他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又戴上,从抽屉里翻出了一个黄的牛皮纸文件袋。
“你知不知道,这个分拣站以前叫什么?”
孙碧纾摇头。
“快达递白鹭镇分拣站,以前叫联通报关行。九十年代这里做进出口代理,从码头上把货柜拖回来分拆、报关、再往全国各地。那时候这里的夜班比现在还长。”
老胡从文件袋里抽出几张黄的照片放在桌上。照片上是一群穿着蓝布工作服的工人,站在堆满了木箱的货场里,背景是一扇她认不出来的铁门。铁门上的铭牌已经模糊了,可她还是认出了那个图案——一个歪歪扭扭的符号,和她每天晚上在监控屏幕里看见的那个白色纸箱上的红色符号,一模一样。
“这个符号,是第一批关行建起来的时候,老板找人设计的。”老胡把照片翻过来,背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字——“联通报关行,1993年开业纪念。愿每一件货,都能平安到家。”
孙碧纭问老胡这个符号是不是有什么含义。老胡没有回答,把照片收回了文件袋里。他说那个箱子的事他知道了,他会想办法处理的。
“最近这段时间——箱子别碰就行了。”
孙碧纾从站长办公室出来,走廊很暗,头顶的日光灯管有一根坏了,一闪一闪的,把整条走廊照得一明一暗。她走到楼梯口的时候,身后传来一阵极轻极细的声音——不是脚步声,是纸箱在地上被人拖动的声音。